论衡全译: 前言



  吴志雄《王充“证验”逻辑述略》(《中国哲学史研究》,1984年3月,第49期。)

这年冬天,明帝又亲临辟雍,举行尊老养贤之礼。事先推定年老博学的李躬为“三老”,曾授明帝《尚书》的桓荣为“五更”,这天,天子先行到达辟雍,举行典礼,然后派人用安车蒲轮(用蒲草裹轮以免巅簸)将三老五更接来,皇帝亲自到门屏之间迎接。以宾主(而非君臣)之礼迎上柞阶。皇帝下诏“尊事三老,兄事五更”,三公九卿,各就各位。皇帝挽起龙袍,操刀亲割,将肉献(不是赐)给三老,还亲自给他酌酒;五更,则由三公如此这般地侍候。接着举行射礼,射礼完毕,明帝归坐于讲堂之上,正襟危坐,执经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不够级别的“冠带缙绅”,只有环绕着辟雍璧水,隔岸观望了。这天,平时被人骂为穷酸腐儒的儒生算是扬眉吐气了一回。王充看到了这出从前只在礼书上记载着、在儒生们口头传诵着的敬老尊儒大典,无疑是十分兴奋的,于是欣然作《大儒论》以颂其事。就是事隔数百年后,范晔作《后汉书》,在写到这一盛况时,也不无激动地说:“(明帝)坐明堂以朝群后,登灵台以望云物,袒割辟雍之上,尊事三老五更……济济乎!洋洋乎!盛于永平矣。”

  两汉时代,是一个灾异符瑞盛行的迷信时代。王充以唯物主义自然观否定了天与鬼神,使迷信失去了存在的依据。他又进一步把一切迷信(巫术、卜筮、术数、忌讳等)包括在“疾虚妄”之内,一一加以批驳。王充还触及了这些迷信禁忌的社会根源。他说“衰世好信鬼,愚人好求福”。他指的“愚人”,不只是一般群氓百姓,还包括那些奉祀鬼神的官吏、君王。各种迷信职业家正是在这种社会条件下从事骗人活动的,王充无情地揭露了他们的丑恶嘴脸。王充对世俗迷信的批判是全面的,他所用以批判的观点和方法虽然较为朴素,但却有相当的说服力。

  《论衡校补》四卷《甲寅杂志》一卷三十七期,刘师培著。

王充是东汉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哲学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王充一生的著作除《论衡》外,目前所知的尚有《六儒论》、《讥俗节义》、《养性》、《政务》等,但流传至今的只有《论衡》一书了。现存《论衡》有85篇(《招致篇》存目佚文),与《后汉书·王充传》的说法吻合。但王充在《自纪篇》中却说“吾书百篇”,“吾书亦才出百”,可能《论衡》原有百篇以上到范晔写《后汉书》时仅可见到85篇了。王充死后,《论衡》最初由蔡邕、王朗二人传世,以后辗转流传,篇目有所佚失是完全有可能的。《论衡》见于著录较晚,《隋书·经籍志·杂家》著录“《论衡》,二十九卷”,《旧唐书·经籍志·杂家》著录“《论衡》,三十卷”。二者相差一卷,可能是从二十九卷中分出《自纪篇》单为一卷的缘故。自此以后,见于著录的《论衡》多为三十卷。《论衡》在宋代以前无定本。北宋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进士杨文昌用当时流行的俗本二十七卷与史馆本三十卷对校,“改正涂注一万一千二百五十七字”作序刊印,称为善本。百余年后,南宋孝宗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会稽太守洪适又据杨刻本复加校订重刻。这两种宋版《论衡》目前仅存残卷。

  刘亦冰《论王充对孔子思想的研究》(《绍兴师专学报》,1988年,第2期。)

王充到太学的时间,大约在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谢承《后汉书》载:“班固年13,王充见之,抚其背谓班彪曰:‘此儿必记汉事。’”谢承书已佚,此文见于范晔《后汉书•班因传》李贤注。班因生于建武八年,比王充小5岁,班固13岁,王充到京师时,已年满18,正当汉光武二十年。风华正茂,正是学知识,长见识的大好时机。不过,当时太学受今文经学的影响,盛行章句之学。传经注重家法师承,先生们将先师的遗教记下,章有章旨,句有句解,称为“章句”。弟子们反复记诵,味同嚼蜡;恪守师训,不敢越雷池一步。加之光武皇帝沉迷纬书谶记,事无巨细,皆决于图谶,神学迷信,充斥学坛。太学教育,不仅方法僵死,而且内容虚诞。好在这时王充的前辈学者社林、郑众、桓谭、班彪等人都在京师,他们都是古文经学家,博学淹贯,号称大儒。在数家之中,王充对桓谭和班彪最为推崇,受他们的影响也最深。

  二、论述天人关系的,有21篇文章。其中,《自然篇》是天人关系说所依据的理论,表述了王充的自然主义天道观。《寒温篇》、《谴告篇》、《变动篇》、《招致篇》(佚文)、《感类篇》是评论当时儒家阴阳灾异、天人感应诸说违背了天道自然之义;《明雩篇》、《顺鼓篇》、《乱龙篇》、《遭虎篇》、《商虫篇》是论述当时的灾异变动的;《治期篇》、《齐世篇》、《讲瑞篇》、《指瑞篇》、《是应篇》、《宣汉篇》、《恢国篇》、《验符篇》、《须颂篇》、《佚文篇》是论述当时各种瑞应的。

  施庄《论衡序》(天启傅刻本。)

王充为官的地方,可考知者有扬州、丹阳、九江、庐江等地,《自纪篇》曰:“充以元和三年(86年)徙家辟诣扬州部丹阳、九江、庐江,后入为治中。材小任大,’职在刺割。章和二年(88年),罢州家居。”这条自纪《北堂书钞》卷73和《太平御览》卷602引作“章和二年,徙家避难扬州丹阳。”有误,“章和二年”应作元和二年,章和二年是充自免家居年,非始往之年。辟,指征辟,被征去作官,不是避难。《后汉书》亦载:“刺史董勤辟为从事,转治中,自免还家。”辟字正作征辟讲。扬州是汉武帝所置十三部(州)之一,东汉为郡上一级行政机构。丹阳、九江、庐江皆郡名,当时属扬州部所辖。在元和三年前,王充为任何所尚不清楚。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建初元年条,根据王充《对作篇》“建初孟年,中州颇歉,颖川汝南,流民四散,圣主忧怀,诏书数至,《论衡》之人,奏记郡守,宜禁奢侈,以备困乏。言不纳用,退题记草,名曰《备乏》”的自述,遂怀疑“充所仕者非在会稽而在中州之郡邪?”但别无旁证,难成定论。

  王充又从生活常识、事实效验、自然知识、逻辑推论及形神关系等方面论证了世间无鬼,并否定了鬼能祸福于人。有些论证虽然简单朴素,但颇生动而又具有说服力。王充虽然对鬼神迷信作了全面细致的分析批判,并从理论上给予无神论的解释,但因受时代的局限,还远不能对颠倒的观念给予科学的说明,因而存在着不少的漏洞。如他虽然否定了人死后精神《灵魂》脱离形体而存在的鬼,却又承认有一种实实在在的鬼,即妖。如他在《论死篇》中说:“人死精神升天,骸骨归土,故谓之鬼。”这就与人死神灭的命题相矛盾了。不过王充没有由此而倒向承认有超物质的鬼神存在。王充思想上的这种局限,当然不能科学地解释形神关系,更不能彻底摧毁有鬼论的理论基础。所以他主观上想彻底打鬼,结果往往又被鬼缠身。

  堂尽南向,何不择也?

二、幼读经史

  王充的唯物主义认识论,主要集中表现在《实知篇》和《知实篇》中,而其精神则渗透在有关圣贤、书传、人材等篇目的论述之中。王充对孔子和圣人大胆地作了如实的评价。他既推崇圣人学识渊博,道德高尚,又反对盲目迷信圣人,认为圣人也有缺点。汉儒在神化圣人的同时也神化了经艺,他们宣称圣人是万世师表,而圣人创作或审定的经艺则万世不移。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被抬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于是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学体系应运而生,至东汉则发展为谶纬儒学。王充正本清源,从秦始皇焚书坑儒谈到汉代经艺的发现过程,对经艺重新估价,进行解说,剥去汉儒给经艺披上的神秘外衣。

  按:《章帝纪》,事在建初元年三月。

王氏家族虽然不是地方大户,但还没到揭不开锅的地步,田昌五《王充评传》说“他的家庭是屡受排挤而行将落入贫苦劳动群众队伍中的家庭。”(《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第二卷)这个估计是合乎实际的。王家祖宗尽管在社会上大耍无赖,好勇斗气,但对王充还是十分痛爱的,也十分注意培养。《后汉书》本传说:“充少孤,乡里称孝。”似乎他从小不是失去父爱,就是缺乏母慈。这并不符合实际。王充《自纪》曰:充少“有巨人(大丈夫)之志,父未尝答,母未尝非,阎里未尝让(谴责)。”可见双亲俱在,且很慈爱,未尝见背。王充少时,不喜欢押呢戏辱等无聊游戏。其他小孩喜欢掩雀捕蝉,戏钱爬树,王充从来不去参与,表现出孤介寡和,端庄严整的气质。这引起王诵的重视,六岁便教他读书写字,八岁进他上小学。书馆中学童百余人,都因过失和书法不工遭到先生体罚,唯有王充书法日进,又无过错,未尝受责。学会写字,王充告别了书馆,开始了儒家经典的专经学习和儒家道德的修练。

  历代对王充及其《论衡》的评价,见仁见智,褒贬不一,或毁誉参半。

  陈直《〈论衡·谢短篇〉疑难问题新解》(《文史哲》1962年第2期。)朱谦之《王充著作考》(《文史》第一辑,1962年10月。)

刺史(官职名)董勤征聘他为从事(官职名),改任治中(官职名),自己辞职回家。他的朋友同郡人谢夷吾上书推荐王充有才学,汉肃宗特地下诏派遣公车(朝廷征聘贤人特定的车马)去征聘他,因为得病没有去。当时年近七十,体力和脑里都衰弱了,于是写作了《养性书》十六篇,倡导节制欲望,守住原神。永元(汉和帝年号)年间,病死在家中。

  然而,我国浩如烟海的古代文化典籍,由于时代的变异,语言的古奥,现代社会的多数人已难识其庐真面目。为了继承我国优秀文化遗产,我们在全国学术界著名专家的支持下,出版了这套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

  (见《意林》卷三、《太平御览》卷三六。疑出《谈天篇》。)

和所有的读书人一样,王充学成之后,也曾抱着致君尧舜的梦想,走“学而优则仕”的路子。可是王充在官场的境遇并不比他的老师们好多少,《自纪篇》自叙其为官履历曰:在县,位至掾功曹;在都尉府,位亦椽功曹;在太守,为列掾五官功曹行事;入州为从事。王充一身只当过地方官,东汉地方机构,实行州、郡、县三级制,王充历仕三级,但都位不离“掾”。掾,是汉代各极机构中的属官。在县里,他作官至掾功曹,主管一县人事和考功。在郡里,他曾先后在军事长官都尉府作过掾功曹,在行政长官太守府代理五官曹和功曹。在州里,他亦被州刺史征辟为从事属官。生平就没逃脱过为人下僚的命运。

  四、评论书传中的天人感应说及虚妄之言的,有24篇文章,充分表现了王充朴素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其中,《变虚篇》、《异虚篇》、《感虚篇》、《福虚篇》、《祸虚篇》、《龙虚篇》、《雷虚篇》主要是评论书传中的天人感应说;《奇怪篇》、《书虚篇》、《道虚篇》、《语增篇》、《儒增篇》、《艺增篇》、《问孔篇》、《非韩篇》、《刺孟篇》、《谈天篇》、《说日篇》、《实知篇》、《知实篇》、《定贤篇》、《正说篇》、《书解篇》、《案书篇》主要是评论书传中的虚妄之言。

  现藏于北京图书馆的《新刊王充论衡》十五卷本,每半页十二行,每行二十四字,是翻刻南宋乾道三年的刻本。书中目录后重抄宋本序跋,仍称三十卷。首卷标题下,有浙江海宁蒋氏衍芬堂藏书印章,是明初坊间刻本,过去被称为“元小字本”。

王充本来对汉代的董仲舒、司马迁、扬雄等人十分赞赏,但在数家之中,王充对桓谭最为激赏,说“仲舒之文可及,君山之论难追”(《案书》片“彼子长(司马迁)、子云(扬雄)说论之徒,君山为甲。”(《赵奇》)认为舒仲其文虽奇,犹可学而及之;桓谭出语高峻,非可企及。甚至与以论说为长的太史公、扬雄相比,桓谭也是首屈一指的。他说桓谭为汉世学术界值定是非,就像一个公正的执法官一样。从前汉朝的丞相陈平出佳之前,在阎里“分均若一”,这是能当丞相的象征。桓谭论议平实如陈平之分物,也是当丞相的料。可惜他因非毁谶纬,贬死途中。王充将这位没过过一天丞相瘾的落拓之士称为“素丞相”,以配孔子“素王”;并将桓谭作《新论》与孔子作《春秋》相比美:“孔子不王,素王之业在于《春秋》;然则桓君山不相,素丞相之迹在于《新论》者也。”(《定贤》)又说“质定世事,论难世疑,桓君山莫上也。”(《案书》)评定世间的事情,讨论世间疑难,没有一个比得上他。受桓谭的影响,王充对神学迷信、俗说虚妄也深不以为然,他后来撰著《论衡》一书,其主旨也是“解释世俗之疑,辨照是非之理”(《对作》),与桓谭《新论》的主题如出一辄。

  我们的注释以明通津草堂本为底本(原本小字校注除个别采用并注明外,其他一律删去),以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铅印校点本为对校本。参校本有宋乾道三年原刻,元、明两朝先后补刻三十卷本《论衡》,简称“递修本”。明初坊刻十五卷本《新刊王充论衡》,简称“十五卷本”。崇文书局刻三十卷本《论衡》,因有章钰过录杨守敬校宋刊本校语,故简称“章录杨校宋本”。明天启六年刘光斗刻三十卷本《论衡》,因有伦明用红笔转录杨守敬校宋刊本校语和用蓝笔转录日本人涩江全善校日藏宋刊本校语,前者简称“伦明录杨校宋本”,后者简称“伦明录涩江校宋本”。另外,还旁校了有关类书和古籍,都一一在注释中注明。同时,也采用了内校本书的办法。《论衡》85篇,通津草堂本分为30卷。每卷前、后均标明卷次,而每卷前还列有本卷篇目,今一并删除。但在目录中仍按通津草堂本列出卷次,以便读者了解其分卷情况。又,通津草堂本前还有韩性书序,后附有宋庆历五年二月二十六日杨文昌题序,今亦略去。

  仕郡为功曹,以数谏争不合去。《后汉书·王充传》。

四、博览百家

  刘盼遂先生说:“原夫《论衡》一书,历来号称难读者,约有四因。一曰用事之沉冥;二曰训诂之奇觚;此二者属于著作人之本文然也。三曰极多误衍误脱之字;四曰极多形误音误之文;此二者属于后代钞手及梓人之不慎而然也。”有清一代,特别是乾、嘉时代,校勘古书成就斐然,但对于《论衡》,如卢文弨、王念孙等,都是手校群书二三十种的人,而没有一人校及此书,俞樾虽有校正,仅以余力所为,所以不甚精当。幸有孙诒让、孙蜀丞、黄晖、吴承仕、刘盼遂等先生于此书用力较多,才使我们有所借鉴。

  (见《太平御览》卷四、《事类赋·日部》、《博物志》卷七。疑出《是应篇》。《路史·后纪》十三注引作“对日并出,东者焰,西者沉。费昌问,冯夷答云:‘东者为商,西为夏。’乃徙族之商。)

1、《选择性罪名的司法适用》,《人民检察》,1997年8期;

  袁华忠  一九九一年六月于贵阳出版

  甘露降五县。《恢国篇》、《验符篇》。

自《隋书•经籍志》以下,历代目录书都将王充《论衡》列入无所宗师的“杂家”类。近代经学大师刘师培又说王充是“南方墨者之支派”。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在中国学坛上又曾有人说王充是儒家的反对派,是反孔的急先锋……凡此等等,不一而足。自然我们今天不必为这些带有浓厚政治偏见的褒贬,去为古人的恩恩怨怨纠缠不休,但是,从学术的角度看,我们认为不能仅凭“问孔、刺孟、非儒”这些表面现象就断定他的学术派别,而应视其所问、所刺、所非的具体内容。根据王充的整体思想来分析定性,笔者认为:综观王充的一生言行,他不仅是一位儒者,而且是一位博学的奇儒。

  可以看出,王充以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自然科学知识为基础,集前人无神论思想之大成,以元气自然论论证万物生化,否定了董仲舒以来的神学目的论,并确定了古代无神论的理论体系。说王充建立了无神论理论体系,这要从与神学体系相对立的角度来说明。有神论的发展及其核心内容,是从灵魂不灭发展到有神观念,再进而产生出对最高人格神——上帝(天)的崇拜,由此又派生出神秘的目的论以及各种宗教和世俗迷信的形式,从而形成神学体系。王充则是对神学体系的基础到其核心内容与表现形式的全面批判,并在批判中建立了无神论的理论基础——唯物主义气的一元论及万物自然生化论。他论证了天是自然的天,人与天的关系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天道(自然之道)无为,不能干预人事,从而否定了谴告说与天人感应论;他又从形神关系上论证了人死神灭无鬼,对鬼神给予理论的否定。基于上述论点,他对由崇拜人格神派生出来的神秘主义及世俗迷信,原原本本地逐一加以驳斥。他对神学理论核心的批判完整而系统,对表现形式的批判也是很全面的。王充的社会历史观是从属于他的自然观的,较集中地表现了他的自然观中的消极因素。他反对颂古非今,并提出了今胜于古的论点,他也看到了社会物质文化方面的进化,有历史进化论的因素。但是他又以今况古,把古今等同起来,这就陷入了形而上学。王充否定五德终始说的历史循环论,但是他自己又提出了三教循环论,其中虽有针砭秦汉社会文薄的积极因素,但同样是一种历史循环论。王充认为,世之治乱系于天时,这也是一种自然命定论,但他又认为自然灾害是“德衰政失”造成的,对自然灾害要积极治理,靠祭祀祈祷不能消除灾害。王充提出的治国之道,也是一种平庸之见,没有什么独到之处。王充一再用符瑞宣扬汉德,他讲符瑞没有什么种源,其中包涵着反对血统论的积极因素,但符瑞本身原是无稽之谈,所谓符瑞不过是为封建统治装点门面、粉饰太平而已。

  按:《明帝纪》:“永平十七年正月,甘露于甘陵。是岁,甘露仍降。树枝内附,芝草生前殿。神雀五色,翔集京师。”《东观汉记》:“明帝永平十七年正月,夜梦见先帝太后,觉悲不能寐。明日上陵,树叶有甘露,上令百官采之。”(《类聚》九十八)。明帝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充四十九岁。

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人,他的祖先从魏郡元城迁徙到元称。王充年少是就成了孤儿,乡里人都称赞他孝顺。后来到京城,到太学(中央最高学府)里学习,拜扶风(地名)人班彪为师。喜欢博览群书但是不死记章句。家里穷没有书,经常去逛洛阳集市上的书店,阅读那里所卖的书,看一边就能够背诵,于是精通了百家之言。后来回到乡里,住在家里教书。会稽郡征聘他为功曹(官职名),因为多次和上级争论,和上级不合而辞职离开。

  以上仅仅是很粗略的分类,不一定很合理,但要过细区分,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

  当风鼓箑,向日燃炉,而天终不为冬夏易气。

8、《构成要件的历史考察》,《当代法学》,2004年第5期; 

  王充继承了前人的唯物主义观点,探讨了物质世界的本原。在宇宙观上,认为“元气”是天地万物的原始物质基础,确立了唯物主义气的一元论。王充认为,气充满了宇宙而无限,是没有具体形体的物质元素,万物皆由这个物质的气构成。而万物的差异,都是由于禀气的不同,即“因气而生,种类相产”(《物势篇》)。气是无知无欲的,构成万物是自然而然的,“天地合气,万物自生”(《自然篇》)。气的一元论和万物自然生成说,是王充唯物主义自然观的核心。这个自然观,是对神创论和目的论的否定,也是王充反神学的理论基础。

  天有日月星辰谓之文,地有山川陵谷谓之理。地理上向,天文下向,天地合气,而万物生焉。天地,夫妇也。

六、王充的哲学思想

  王充同从西汉董仲舒到东汉班固《白虎通义》的神学体系斗争的焦点,是天是物质的还是有意志的问题。王充认为,“夫天者,体也,与地同”(《祀义篇》)。明确指出天与地同是体,从气的本原论论证了天的物质性。既然还天地自然以本来的面目,根绝了天的神秘性,就与《白虎通义》划清了把气当作神秘精神的界限,也就否定了天地“故生人”,“故生物”的神学目的论。王充认为,自然界万物生长变化是万物本身自然而然的“物自化”,“物自成”,没有一个神秘的天在有意识地安排、主宰。他对神学编造的“君权神授”、天人感应与谴告说一一进行了批判。王充还提出了“末世衰微,上下相非,灾异时至,则造谴告之言矣”(《自然篇》)的观点,这接触到了神学的社会根源,是很可贵的。王充的自然天道观,从哲学上来说是进步的,从当时的科学水平来说则是落后的,但王充不是科学家,所以就不能苛求于他了。

  王清作《熊钟陵〈无何集〉序》傅岩《论衡序》(明天启六年刻本。)

当时在京师的青年学者除班因外,还有贾逵、傅毅、杨终等,俱曾为官兰台,王充也与他们有所往来。兰台是东汉的皇家图书馆和国家史馆,在那里读书作文,皆由公家供应纸墨,条件优越,待遇优厚,是一个清高又实惠的学术机构,因此时人称进入兰台为登蓬莱,世以为荣。

  这套丛书以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广大读者为对象,不仅从前言到注释及译文均吸收了历代学者呕心沥血的研究成果,而且均附有业已精校的原文,在强调通俗性的同时,也重视学术性与资料性,可以说是我国古籍整理事业的一种新的尝试。

  周桂钿《王充反孔吗?》(光明日报,1979年1月11日,第4版。)

王充亲睹其盛,好不羡慕!一再赞美说:“兰台之史,班固、贾逵、傅毅、杨终,名香文美。”(《别通》)到了晚年,穷居陋巷,还希望朝廷有朝一日也把他王充征在兰台,“蹈班、贾之迹”,一则以还平生未遂之愿,二则以“论功德之实”(《须颂》),报主隆思。

  说明中华民族有数千年的文明历史,产生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它不仅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而且对今天在全民族弘扬爱国主义思想,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仍有巨大的现实意义。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已成为世界文化宝藏的重要部分。不仅是中国的骄傲,也是全人类的骄傲。

  《论衡通检》1943年1月出版,中法汉学研究所编。

可见王充接受的正规教育仍然是儒家的伦理,使用的系统教材仍然是儒家的经典《论语》《尚书》,与常人并无两样。乡学既成,王充乃负笈千里,游学于京都洛阳。在洛阳,王充入太学,访名儒,阅百家,观大礼,大开了眼界,大增了学问,初步形成了他博大求实的学术风格。

  对于《论衡》的研究还大有文章可做,我们的注译不过是给初学者提供一个读懂原文的方便,给研究者提供一些基本资料而已。限于水平,书中难免有谬误之处,恳切希望得到专家们和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

  郑如心《王充的哲学思想与汉代的天文学》(《东北师大学报》,1990年,第3期。)

对外交流:

  王充根据亲身的体验,论述了他识别人材的观点。他提出如何区别佞人与贤人,揭穿了佞人阴阳两面的丑恶灵魂。他把文吏和儒生进行对比,序儒生于文吏之上,对东汉豪强把持仕途和官场的腐败现象作了无情的揭露。他从儒生中又筛选出通人,将通人区分为文人和鸿儒。他认为司马迁、班彪父子等属于文人,而鸿儒则更高一筹,他们不仅博古通今,而且能论说世事,昭辩然否,可谓超等奇才,他在《状留篇》中抒发了自己不得仕进的愤懑心情,又揭露了当时官场中的黑暗和反常现象。王充的这些观点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和现实意义,我们可以有分析地批判取其义而用之。

  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充五十九岁。

中国古代思想家—王充纪念馆:

  王充生活在东汉前期,历光武帝、明帝、章帝、和帝四朝。这一时期,豪族门阀把持了东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大权,在思想上则以谶纬儒学作为统治工具。他们全盘继承了从汉武帝以来,以董仲舒为代表的西汉官方神学思想体系和西汉后期大肆泛滥的谶纬迷信。光武帝刘秀“尤信谶言”(《后汉书·方术列传》),他以谶言“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后汉书·光武帝纪》)宣布做皇帝,并提倡以图谶来决疑。光武末年,初起灵台、明堂、辟雍,又宣布图谶于天下。凡“名应图篆”者,都可以高官厚绿。明、章二帝继之大力提倡,遂使谶纬之书遍布天下。当时流行的纬书有《河图》、《洛书》、《七经纬》、《钩命决》、《是类谋》、《元命苞》、《文耀钩》、《考异邮》等等,五花八门,无奇不有,而且都称是“自黄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是自初起到孔子9位圣人推演出来的。建初四年(公元79年),汉章帝刘炟在洛阳主持召开了由“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参加的白虎观会议,讨论五经异同,对谶纬迷信和儒家经书的合流,作了全面总结。现在传世的《白虎通义》(又名《白虎通德论》)就是这次会议辩论的结果。它是董仲舒以来今文经学派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哲学思想的延伸和扩展,是对东汉前期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集中论述,也是集汉代儒学之大成的官方法典。与此同时,一些代表地主阶级中下层利益的知识分子则与之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态度。桓谭首先向光武帝刘秀提出治国应“以仁义正道为本”反对以“奇怪虚诞”治世的主张。由于他极言“谶之非经”被刘秀斥为“非圣无法”,险些被斩首。继而王充也以“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为己任,凡认为是虚妄的东西都一一进行批判。

  《论衡校释》三十卷(附编六,附刘盼遂集解,全四册)

王充是东汉时期杰出的思想家。整个东汉二百年间,称得上思想家的,仅有三位:王充、王符、仲长统。王符(公元85—162年),字节信,著有《潜夫论》,对东汉前期各种社会病端进了抨击,其议论恺切明理,温柔敦厚;仲长统(公元180年—220年),字公理,著有《昌言》,对东汉后期的社会百病进行了剖析,其见解危言峻发,振聋发聩。王充则著《论衡》一书,对当时社会的许多学术问题,特别是社会的颓风陋俗进行了针砭,许多观点鞭辟入理,石破天惊。范晔《后汉书》将三人立为合传,后世学者更誉之为汉世三杰。三家中,王充的年辈最长,著作最早,在许多观点上,王充对后二家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王充是三家中最杰出,也最有影响的思想家。

《论衡》是东汉前期王充用毕生精力撰写的一部哲学著作,是他一生反封建神学斗争的结晶。

  按:《会稽典录》作“养生”,“性”、“生”字通。《文心雕龙·养气篇》作“养气”,盖《养气篇》为《养性书》之目。“年渐七十”与“七十余”义异,韩氏失之。王充年在顺耳,道穷望绝,惧声名之偕灭,故《自纪》终篇。《抱朴子自序》。按:六十耳顺,云“六十”者,举成数也。仲任六十二罢州家居,年渐七十,作《养性书》,而《养性书》目,已见《自纪篇》,则其《自纪篇》非六十岁时作也。

9、《行为论と犯罪论の关系について–犯罪论体系研究·序说》,《国士馆法学》第36号(日本);

  如谢夷吾称王充的天才,“虽前世孟轲、孙卿,近汉杨雄、司马迁,不能过也。”把王充抬得够高的了。抱朴子则认为,“若所著文,时有小疵,犹邓林之枯枝,若沧海之流芥,未易贬也已。”而蔡邕、王朗则视“论衡”为“异书”,不肯轻易示人。刘熙载对王充大加赞颂,说“王充《论衡》独抒己见,思力绝人。”章太炎也盛称此书,谓其“正虚妄,审向背,怀疑之论,分析百端,有所发擿,不避上圣,汉得一人焉,足以振耻,至于今亦鲜有能逮之者也。”孙人和则称赞“其远知卓识,精深博雅,自汉以来,未之有也。”张九如则认为“《论衡》用客观的眼光,批评史事,鞭辟入里,实为中国有数之作品,惟嫌其中多琐碎处。”贬之者如高似孙则云“而其文详,详则礼义莫能覈;而辞精莫能肃而括,几于芜且杂”,不过是一本“谈助”之书。吕南公在《题王充<论衡>后》则说:“夫饰小辩以惊俗,充之二十万言既自不足多道,邕则以欲独传为过人之功,何谬如之?”黄震则认为《论衡》“凡皆发于一念之怨愤,故不自知其轻重失平如此。”胡应麟则指责王充“特其偏愎自是,放言不伦,稍不留心,上圣大贤,咸在诃斥。至于《问孔》、《刺孟》等篇,而辟邪之功,不足以赎其横议之罪矣。”《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则认为“其言多激,《刺孟》、《问孔》二篇,至于奋其笔端,以与圣贤相轧,可谓誖矣”,同时又指出,“儒者颇病其芜杂,然终不能废”,“所以攻之者众,而好之者终不绝”。乾隆皇帝读了《论衡》之后,认为它“背经离道”,“非圣无法”,但又“喜其识博而言辩,”认为可以“效其博辩,取其轶才”。而谭宗浚则指出《论衡》有“论人之失”、“论事之失”、“论理之失”和“论物之失”。直到近几十年,才对王充的《论衡》有了较为客观的认识和系统的研究,尽管在对《论衡》的研究中还有不少分岐,有些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讨,但这部著作正日渐显现出其思想异彩则是确定无疑的。

  《论衡》三十卷1928年上海中华书局铅印《四部备要》本。

王充擅长辩论,开始的花好像很诡异,最后却又实在的结论。他认为庸俗的读书人做学问,大多都失去儒家了本质,于是闭门思考,谢绝一切庆贺、吊丧等礼节,窗户、墙壁都放着刀和笔。写作了《论衡》八十五篇,二十多万字,解释万物的异同,纠正了当时人们疑惑的地方。

  我们的工作主要是校勘、标点、分段、题解、注释和译文。为了注译方便,对有些旧本段落作了分解。在注译过程中,我们充分吸收了黄晖《论衡校释》、刘盼遂《论衡集解》、吴检斋《论衡校释》、蒋祖怡《论衡选》、北大历史系《论衡注释》、北京人民版《论衡选注》等书的研究成果。凡借鉴和采用前人研究成果之处,均未一一注明出处,仅因篇幅所限,非敢掠美。第一至第四十二篇,由方家常注译,袁华忠注译第四十三至第八十五篇,并负责收集整理书后附录。

  地动。《恢国篇》。

王充自谓出自“孤门细族”,但种种迹象表明,王家祖上还是比较风光的。《论衡•自纪篇》(下引此书,只注篇名)曰:王充者,会稽上虞人也,字仲任。其先本魏郡元城,一姓孙一,几世尝从军有功,封会稽阳亭。一岁仓卒国绝,因家焉。以农桑为业。世祖勇任气,卒咸不揆(原谅)于人。岁凶,横道伤杀,怨仇众多。会世扰乱,恐为仇家所擒,祖父汛举家担载,就安会稽,留钱唐县,以商贾为事。

  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县)人,生于汉光武帝建武三年(公元27年),汉和帝永元中(公元89~104年)病卒于家,终年70岁左右。

  附:宋版《论衡》残卷(卷一至卷二十五)

(四)今胜于古

  贵州人民出版社文史编辑室1990年9月

  (见《酉阳杂俎》卷十《异物》。)

王充一生业儒,仕路不亨,只作过几任郡县僚属,且多坎坷沮阻,从事迹上看,既无悲歌慷慨之行,也无惊天动地之业。因此无论是他自己写的长篇自纪,还是范晔为他作的正史传记,他的事迹都甚寥寥,实在无法引人入胜。

  王充的一生是在忧患中度过的。他出生于“细族孤门”,8岁进学馆学书法,十五六岁时赴洛阳太学求学,从著名史学家、古文经学家班彪学习。他“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后汉书·王充传》)。大约在32岁左右,观天子临辟雍,作《六儒论》。后王充返归家乡,先后担任上虞县功曹,会稽郡都尉府掾功曹,郡太守五官功曹从事(五官椽),因与长官、权贵不合,遂“废退穷居”,作《讥俗节义》、《政务》之书。后归乡里,以教书为业。王充于宅内门户墙柱,各置笔砚简牍,见事而作,著《论衡》。汉章帝元和三年(公元86年),年届花甲的王充到扬州部的丹阳、九江、庐江等郡避难,应刺史董勤之召,到州里任从事,后入为治中(州刺史的助理)。材大任小,职在刺割,笔札之思,历年寝废。章和二年(公元88年),王充罢州家居,同郡友人谢夷吾上书朝廷推荐王充,章帝“特诏公车征,病,不行”。汉和帝永元二年(公元90年),乃作《养性》十六篇,裁节嗜欲,颐神自守。王充晚年“贫无供养,志不娱快”(《自纪篇》),处境凄苦。

  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年),充六十六岁。

三、负笈京师

  五、论述区分贤佞才智和用人制度的,有《答佞篇》、《程材篇》、《量知篇》、《谢短篇》、《效力篇》、《别通篇》、《超奇篇》、《状留篇》等8篇文章。

  吴郡苏献可刊刻的“通津草堂本”,版心有“通津草堂”四字,末卷后有“周慈写陆奎刻”六字,卷一《累害篇》中“垤成丘山,污为江河”以下缺一页四百字。万历年间程荣刊刻的《汉魏丛书》本、何允中刊刻的《广汉魏丛书》本,还有后来的黄嘉惠校刻本、钱震泷刻本等等,都是根据“通津草堂本”刊刻的,所以《累害篇》都缺一页。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刘光斗等所刻《论衡》,序文声称是根据北宋杨文昌本校刻的,其实也是根据“通津草堂本”,《累害篇》同样缺一页。清乾隆年间,王谟刊刻《增订汉魏丛书》本、光绪年间湖北崇文书局刻的《子书百家》本,以及民国以后的许多刊本,包刮石印本、铅印本、影印本、缩印本,绝大多数都是根据“通津草堂本”或《汉魏丛书》本,其中有的补足了《累害篇》的缺页。

王充,男,生于1975年4月,蒙古族,河南南阳人。

  六、可以当作自序和自传的有《对作篇》和《自纪篇》两篇文章。

  刺史董勤辟为从事。《后汉书·王充传》。

永利国际官方网站 ,1、2002年11月至2004年11月 国士馆大学(日本)访问研究员;

  王充学识渊博,通晓百家学说,他所著的《论衡》内容丰富博杂,“上自黄、唐,下臻秦、汉而来”,“幼老生死古今,罔不详该”。王充认为他的著作“折衷以圣道,析理于通材,如衡之平,如鉴之开”,这大概就是他将书取名《论衡》的原因。他自己解释说:“《论衡》,论之平也。”又说:“《论衡》者,所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也。”《论衡》的题名,标明王充要对往古与当时的一切思潮、学说加以衡量,评其是非真伪,定其轻重,攻击虚妄之说。凡他认为是虚妄的,无一不加以抨击。他对被神化了的儒学、有意志的天、目的论、道教神仙方术和种类繁多的世俗迷信进行了批判。批判的中心是从董仲舒到谶纬与《白虎通义》的神学体系,一切迷信,诸如符瑞、灾异、风水、卜筮、祭祀、厌胜、祈禳、解除、求雨、雷刑等等,无一能逃过他笔锋的扫荡。

  人命系于国,物命系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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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命观原本是秦以来神学体系的核心,经董仲舒发挥以后,“命”的问题纬书定为三科(即受命、遭命、随命),被正式列入《白虎通义》的神学法典(见《白虎通义·寿命》)。王充既然否定有意志的天和天人感应论,当然否定命有三科的神秘主义。他的观点是与神学观念对立而否定报应论的,但由于时代条件和他自身条件的限制,他却提出了一种新的命定论。他认为,人性善恶与命之吉凶是两个不同的命题,不能混为一谈。他把人的禀命分为“寿命”和“禄命”两种,认为人寿命的长短是决定于禀气的厚薄,积善行德并不会延长寿命。在谈禄命问题时,他提到了许多社会的因素都会对人的禄命发生作用。但王充对决定禄命的种种社会因素又找不到合理的解释,最后仍归之于禀命,即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王充的命定论没有退到神学的天命论中去,而是一种自然必然论,即自然命定论。王充认为自然界皆受自然的必然性的支配,同时,这个必然性也决定着人类的吉凶福祸与富贵贫贱。他否定了超自然的力量,但又把自然本身神秘化。他盲目崇拜自然的必然性,进而把这种必然性运用到社会领域,排除了人的任何主观能动作用,完全听任一种必然的安排。他虽然反对神学宣扬的天意决定一切,但他以自然的必然性代替了天意。这种自然命定论,不可避免地陷入神秘的宿命论,教人幽居俟时,坐待命运的安排。这比荀子的自然观后退了一步,也是王充无神论的最大局限。

  《稽瑞楼书目》:《论衡》三十卷,校本十册。

从一个希望成为心胸开阔、知识渊博的人来说,博涉经书以外的众流百家更显必要。他形象地比喻说:“涉浅水者见虾,其颇深者察鱼鳖,其尤深者观蛟龙。”所涉历的程度和深浅不同,其所见闻和收获自然也不同。他说做学问也是如此:“入道浅深,其犹此也。浅者则见传记谐文,深者入圣室观秘书。故人道弥深,所见弥大。”他又比喻说:人们游历都想进大都市,就是因为“多奇观也”。而“百家之言,古今行事,其为奇异,非徒都邑大市也。”他又说:“大川相间(兼),小川相属(归属),东流归海,故海大也。”倘若“海不通于百川,安得巨大之名”?人做学问也是如此,“人含百家之言,犹海怀百川之流也。”(《别通篇》)其渊博的知识就会自然而然形成。王充经子并重,博涉众流的特点,正是他成就其博学通才的原因之一。

  现在收藏于北京图书馆的宋本《论衡》,经元、明两代不断修补,是今存最早刊印的全本。另有《新刊王充论衡》十五卷本八册(旧称“元小字本”),是明朝初年坊间据宋乾道三年本刻印的,这两种刻本均未流行于世。流行较广的是明嘉靖十四年(公元1535年)吴郡苏献可刻印的“通津草堂”本《论衡》(《累害篇》缺一页四百字)。以后的版本很多,都是根据这个本子刻印的,只是有些刻本据宋本补足了缺页。关于《论衡》的版本卷帙情况,参阅本书附编三《<论衡>版本卷帙著录》便可以有较为详细的了解。

  冯宝志《王充“效验”说辩析》(《中国哲学史研究》,1984年4月,第60期。)

2、2004年5月8日至5月11日 第九次中日刑事法学术研讨会 同志社大学(日本·京都)。

  现存《论衡》85篇。若大体进行归类,其基本内容有如下方面:一、从不同的角度论述性命问题的,有14篇文章。其中,《物势篇》是性命说所依据的理论;《本性篇》与《率性篇》主要说性;《初禀篇》、《无形篇》、《偶会篇》、《命禄篇》、《气寿篇》、《命义篇》、《逢遇篇》、《累害篇》、《幸偶篇》、《吉验篇》主要说命;《骨相篇》说性和命在骨体上的表征。

  夏旱。《后汉书·钟离意传》。

11、《罪刑法定原则论纲》,《法治与社会发展》,2005年第3期。

  三、论人鬼关系及当时禁忌的,有16篇文章,全部贯穿了王充的无神论精神。其中,《论死篇》、《死伪篇》、《纪妖篇》、《订鬼篇》、《言毒篇》、《薄葬篇》、《祀义篇》、《祭意篇》主要论述的是人鬼关系,反复阐明人死无知,不能为鬼,不能致人祸福,因而提倡薄葬;《四讳篇》、《。。时篇》、《讥日篇》、《卜筮篇》、《辩祟篇》、《难岁篇》、《诘术篇》、《解除篇》论述的是当时的各种禁忌,说明“吉凶祸福,皆遭适偶然”,所以不应相信一切禁忌。

  元和、章和之际,此篇(谓《讲瑞篇》)已成。《讲瑞篇》。

【今人学人王充】

  我们相信,这套丛书的问世,对传播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提高全国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从而振奋精神去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将起到应有的作用。

  广陵王荆迷于。。巫,孝明三宥,王吞药。《恢国篇》。

王充在洛阳除了从名师,交胜友外,还广沙博览,穷读群书。《后汉书》说王充在洛阳,“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途通众流百家之言。”在熟读经史之余,王充还兼及百家,通诸子之学。浅学俗儒多拘守经本,认为经为圣人所造,是真理所在,皓首穷经;一经之中,又专守一师之说,抱残守缺,排斥异己。更莫说儒书以外的诸子百家了。因此他们目光短浅,见解鄙俗。王充通过对儒书与诸子百家的对比研究,认为诸子与儒经同等重要,有时子书甚至比经书还为可靠。他说:五经遭秦朝“燔烧禁防,伏生之徒,抱经深藏”,汉兴,“经书缺灭而不明,篇章弃散而不具”、晁错之徒受经于伏生,自后名师儒者,“各以私意,分析文字”,师徒传相授受,形成了所谓的家法和师法。经书本身的正误已难以辨别,更莫说经师讲解的是是非非了。相反的是,“秦虽无道,不播诸子”。由此看来,经书有遗篇,而诸子无缺文。孰劣孰优就不辩自明了。

  这套丛书本着推陈出新、汇聚英华、弘扬传统、振兴华夏之宗旨,化艰深为浅显,熔译注于一炉,既能使广大读者了解我国古代各名著的全貌,又有利于中外文化之交流。丛书精选我国历代经史子集四部名著50种(有个别数种合为一书),以全注全译形式整理出版。在书目的取舍上,我们首先重点选取我国古代哲学、历史、地理、文学、科技各领域具有典型意义的不朽巨著,又兼及历史上脍炙人口深入人心的著名选本;既考虑到所选书目为广大读者应该了解并使之世代流传下去,又顾及各书是否能全部译成现代汉语的实际情况。根据上述原则,我们对经部、子部之书选取较多;史部则重点选取具有权威性的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而对二十四史暂付阙如;在集部着眼于一些有代表性的总集或选集,对历代文人的众多别集暂只译一种作为尝试。

  伯夷叔齐为庶兄夺国,饿死首阳山。非让国与庶兄也,岂得称贤人乎?

班贾傅杨,俱为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共在兰台,酬酌诗文,好不风光!明帝水平十七年,五色雀群集,明帝下诏群儒学士各献《神雀赋》。百官众僚,纷纷响应,结果只有他们四人和侯讽的赋受明帝欣赏。王充记其事曰:“永平中,神雀群集,孝明诏上《神雀颂》。百官颂上,文皆比瓦石,唯班固、贾逵、傅毅、杨终、侯讽五颂金玉,明帝览焉。”(《侠文》)

  赞宁《难王充〈论衡〉》三篇(吴处厚《青箱杂记》卷六引。)

造成王充这种徘徊州县,淹滞不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后来王充结合自己的切身体会,曾对仕路穷通作过全面的分析和论述。《逢遇篇》将入仕宦的达与不达归结为遇与不遇:操行有常贤,仕宦无常遇。贤不贤,才也;遇不遇,时也。才高行洁,不可保以必尊贵;能薄操浊,不可保以必卑贱。或才高行洁,不遇,退在下流;薄能浊操,遇,进在众上。世各自有以取士,士亦各自得以进。进在遇,退在不遇。处尊居显,未必贤,遇也;位卑在下,未必愚,不遇也。

  《论衡》二卷191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诸子文粹》本,李宝淦选。

本科生:刑事诉讼法

  《论衡》三十卷1912年鄂官书处重印《子书百家》本。

班彪(公元2年—公元54年),字叔皮,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市东)人,东汉有名的古文经学家、历史学家,史称“通儒上材”。曾续司马迁《史记》,作《史记后传》。他为人的特点是:“仕不为禄,所如(往)不合”;治学的特点是:“学不为人,博而不俗”;写作的特点是:“言不为华,述而不作。”(《汉书•自纪》)其子班因,宇孟坚,即《汉书》的作者,亦博学多通。史书说他“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后汉书•班彪列传》)当时亦在太学肄业。王充对班氏父子十分赞赏,说:“班叔皮续太史书百篇以上,记事详悉,义理浃备,观读之者以为甲,而太史公乙。于男孟坚为尚书郎,文比(媲美)叔皮,非徒五百里(小国)也,乃夫周召鲁卫(大国)之谓也。”将班氏父子视为超人奇士,比作文华秀美的泱泱大国(《超奇》)。王充以班彪为师,以班因为友,日诵诗书,砥砺德行,在学问文章、立身道德上都大受其影响。本传说王充“后至京师,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好博览不守章句。”

  按:充六岁时,父母尚存,则其父殁,当在此数年间,故志于此。

失掉了封爵的王充列祖列宗,都骁勇使气,结果结怨甚多,众人皆怨。一遇天灾岁歉,王充的祖先们又干些拦路抢劫,杀人越货的勾当,弄得千夫所指。在王充祖父王汛手上,正值西汉末年天下动荡,秩序大乱,王汛担心乱中被仇家绑票,于是收拾细软,“举家担载”,或肩挑,或车载,离开阳亭,先迁会稽(今浙江绍兴),最后留居于钱塘县,以转手倒卖,贾贩经商为业。由此可见,王充的家世,由先秦王孙,而西汉封侯,进而农桑贾贩,真是江河日下,一代不如一代。

  按:《后汉纪》十一云:“建初元年三月丙午,傅坐骄溢,免为庶人。”章帝建初二年(公元77年),充五十一岁。

在汉代,王充祖先因功受封会稽阳亭。亭侯是汉代军功爵之一。汉制,从军立功者,依军功大小可食邑于县、乡、亭。十里一亭,十亭一乡,乡以上则是县。亭的大小,约相当于后世的堡或村。级别不高,但可坐食其税,是个中小地主。可惜好景不长,有一年,王充家在一次突发事变中,失掉了爵命和地位。无爵可继,有家难归,王充的祖先们只好就近安置下来,男耕女织,以农桑为业,成了会稽郡人氏。

  1990年北京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铅印本,黄晖撰。

王充的父辈共有二人:王蒙、王诵。王诵即是王充的父亲。王充祖辈好勇任气之习,至王蒙、王诵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终于又与地方豪强丁伯家结下深仇,钱塘也不能呆下去了,遂又举家迁入上虞。

  章士钊《逻辑指要》章钰校清崇文书局《子书百家》本跋悼庵过录杨校宋本题记朱宗莱《论衡校录》朱宗莱《校元至元本题记》唐兰《读论衡》胡适《王充的论衡》(《现代学生》第一卷四、六、八、九期。)

6、《从理论向实践的回归——论我国犯罪构成中构成要件的排列顺序》,《犯罪构成与犯罪成立基本理论研究》(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二八《九流绪论·论衡》熊伯龙《无何集·叙录自述》、《无何集·读论衡说》、《无何集·读论衡法》、《无何集·或问》熊正笏《勿广余言集》(《无何集》后附。)

王充认为天和地都是无意志的自然的物质实体,宇宙万物的运动变化和事物的生成是自然无为的结果。他认为万物是由于物质性的’气’,自然运动而生成的,’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生物间的相胜是因为各种生物筋力的强弱、气势的优劣和动作的巧便不同,并非天的有意安排,天不是什么有意志能祸福的人格神。

  (见《路史》后记卷十二注。疑出《变动篇》。)

开设课程:

  《论衡》三十卷民国初年潮阳郑氏刻《龙溪精舍丛书》本。

3、2004年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罪刑法定原则与犯罪构成理论(2004QN024),项目负责人。

  后到京师,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读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后汉书·王充传》。谢承《后汉书》略同。充幼聪明,诣太学。袁山松《后汉书》。

但是由于王充在书中对传统的儒学,特别是汉代经学,进行了论难,有时甚至怀疑古经,上问孔孟,著有《儒增》《书虚》《问孔》《刺孟》等专篇,公然向神圣的经典挑战,向孔孟圣贤发难,这就有犯天下之大不韪,因而被视为名教之罪人。清乾隆皇帝御批:王充“刺孟而问孔”,“已有非圣无法之诛!”其他学人虽然不能治其“非圣无法”之罪,但也多挥毫濡翰,口诛笔伐。素以危言危行著称的大史学家刘知几,因《论衡》书中记载了王充父祖横行乡里的不光彩行径,不合乎子为父隐的纲常名教,说王充“实三千之罪人”!章学诚亦对王充非难儒学的作法,对他的儒家身份提出了质疑。

  《论衡选》1958年北京中华书局铅印本,蒋祖怡选注。

1、2001年教育部博士点项目:论罪刑法定原则的实现(01JB820010),项目主要参加人。

  伤伪书俗文多不实诚,故为《论衡》之书。《自纪篇》。

王充还注意训练自己通博致用和造书属文的能力,他将当时儒学之士分为四等,即:儒生、通儒、文人、鸿儒,他说:“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并且认为:“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逾通人,鸿儒超文人。”(《超奇》)儒生托身儒门,治圣人之经,学圣人之道,远远胜过不学无术的俗人;但儒生仅能死守一经,不知世务,不通古今,“守信师法,虽辞说多,终不为博”(《效力》),故不及博览古今的通人;通人识古通今,诚然可贵,王充曾说过:“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谢短》)但是识古通今,只是一种知识的象征,只要“好学勤力,博闻强识”即可做到,能力如何不得而知。如果“通人览见广博,不能摄以论说,此为匿书主人”,好像那藏书家有书不能观读一样,他认为:“凡贵通者,贵其能用之也”,如果学而不能用,“虽千篇以上,是鹦鹉能言之类也。”

  (见《文选》卷二十五,谢灵运《酬从弟惠连》“幽居犹郁陶”句注。观《石门新营所住诗》注。疑出《纪妖篇》。)

1997年7月毕业于华南师范大学政法系,获哲学学士学位;2001年7月毕业于吉林大学吉林大学刑法学专业,获法学硕士学位,同年留校任教;2002年开始在吉林大学法学院攻读刑法学博士学位。

  按:《后汉书·儒林传·刘昆传》,建武二十二年,昆为光禄勋。

3、《试论我国刑法第129条中的严重后果》,《中国刑事法杂志》,2000年1期;

  雷震百里,制以万国,故雷声为诸侯之政教。

《自纪》说:手书既成,辞师,受《论语》《尚书》,日讽千字。经明德就,谢师而专门,援笔而众奇。

  宋臣有公孙吕者,长七尺,面长三尺,广三寸(一作尺),名震天下。

2、2003年国家社科规划一般项目:犯罪构成理论的解构与结构(03BFX045),项目主要参加人。

  《天一阁见存书目·子部杂家类》:《论衡》三十卷,汉王充撰(缺卷二十二至卷二十四)。

五、仕途落拓

  按《明帝纪》,永平十一年,漅湖出黄金。时麒麟、白雉、醴泉、嘉禾所在出焉。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充四十三岁。

东汉的京师在洛阳,当时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即光武帝)本是南阳的一位书生,夺得天下后,特别注重文雅,尤向儒术。史称他“未及下车,先访儒雅”,收集典籍,征招遗隐,“于是四方学士,莫不抱负坟籍,云会京师。”为了安抚这批饱学通经之士,光武皇帝特起太学,设博士,用他们来教授生徒,造就人才。太学既是当时全国的最高学府,而且典籍丰富,名流革集,也是全国最权威的学术活动中心。因此四方郡县都挑选优秀青年进入太学深造,王充亦因成绩优异被保送到太学学习。

  《世善堂书目·子部各家传世名书》:《论衡》三十卷。

(三)神灭无鬼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六《王充》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七《跋论衡》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三《匡谬》汪璐《藏书题识》卷二子部《论衡》孙星衍《平津馆鉴藏书籍记》卷二《论衡》恽敬《读论衡》(《大云山房集》。)

王充认为人有生即有死。人所以能生,由于他有精气血脉,而’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何用为鬼?’他认为人死犹如火灭,火灭为何还能有光?他对于人的精神现象给予了唯物的解释,从而否定鬼的存在,破除了’善恶报应’的迷信。

  明帝致麟、醴泉、白雉、嘉禾。金出。《宣汉篇》。

在思想方法上,王充又得益于桓谭。桓谭(公元前23年一公元50年),字君山,沛国相(今安徽濉溪县)人。“博学多通,遍习五经”,是两汉之际著名学者。著有《新论》一书。他治学的特点也是“训诂举大义,不为章句”,与班氏父子学风相同。在思想方法上,颇具求实精神,喜好古文经学,常与刘歆、扬雄“辨析疑异”,尤其反对当时盛行的谶纬神学,他曾在光武皇帝面前冒着杀头的危险非议谶纬神学,对俗儒的鄙俗见解更是深恶痛绝,常常调笔讥讽,“由是多见排抵”。桓谭求实的治学精神,王充特别欣赏,他在《论衡》书中多次赞赏说:“(桓谭)又作《新论》,论世间事,辨照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不证定。”(《超奇》)“世间为文者众矣,是非不分,然否不定,桓君山论之,可谓得实矣。论文以察实,则君山汉之贤人也。”(《定贤》)

  (见《艺文类聚》卷九三。按:此事见《后汉书》本传及谢承《后汉书》,并为灵帝时事,则王充不及见,《艺文类聚》误。《北堂书钞》卷一三九、《太平御览》卷四四八皆引。)二、王充年谱东汉光武建武三年(公元27年),充生于上虞。

5、《从理论向实践的回归——论我国犯罪构成中构成要件的排列顺序》,《法制与社会发展》,2003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刑事法学》2003年第8期全文转载)

  1939年钞本,高魁光著。

傅毅,字武仲,扶风茂陵人,少博学,水平中在平陵习章句,深为章句之学的破碎支离所苦恼,因作《迪志诗》,以殷高宗贤相傅说后裔自居,说:“先人有训,我讯我诰。训我嘉务,诲我博学。”遂以大义文采为务,斐然成章。章帝时,授兰台今史,与班贾同业,杨终,字子山,蜀郡成都人。年13为郡小吏,太守遣至京师习《春秋》。后随郡上计吏至京师,见三府为《哀牢传》不成,杨终因来自四川,熟悉西南民族情况,作传上之,今天《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的《哀牢传》就是杨传的改编本。明帝奇其才,征诣兰台,拜校书郎。

  虞淳熙《论衡序》(程荣本《汉魏丛书》。)

(二)’天不能故生人’

  周桂钿《王充究竟属于哪一家》(《浙江学刊》,1982年,第4期。)

(一)’天自然无为’

  《论衡》民国初年京师图书馆传抄《说郛》本,元陶宗仪辑,张宗祥重校。

王充在京师游学历时多久,史无明文,袁山松《后汉书》说王充赶上了汉明帝临辟雍的盛典:充幼聪朗。诣太学,观天子临辟雍,作《大儒论》。袁山松书已佚,这条材料见于李贤《后汉书注》。注文作《六儒论》,根据王充推崇鸿儒的思想,“六儒”当为大儒之误。辟雍,周代为太学之一,汉代则作为尊儒学、行典礼的场所。据《后汉书•儒林列传》,东汉辟雍始建于光武皇帝中元元年(56年),尚未来得及亲临其境,光武帝便驾崩了。到了“明帝即位,才亲行其礼。”《明帝纪》说,水平元年(58年)十月“幸辟雍”,那么,至少在永平元年,王充尚在京师,其时他已32岁,在洛阳访学已经14岁。明帝在即位之年,恢复了许多久废的儒礼,以表示对礼治的提倡。这年正月,皇帝戴上九寸高的通天冠,穿上绣着日月星辰的礼服,先祭光武皇帝于明堂,既而登灵台,望云物,吹奏迎春的乐曲,观察物候的变化,制定《时令》书,颁给列侯、诸王,重演了一番早为孔子所叹惜的授时“告朔之礼”。

  《论衡》三十卷1935年上海世界书局铅印《诸子集成》本。

这真是一个十足的破落之家,到王充出世时,已是“贫无一亩庇身”,“贱无斗石之秩”,再加“宗祖无淑懿之德”。确实是一个“孤门细族”之家(《自纪》)。在这个家里,迎接王充降临的,不仅没有任何财产、名誉地位,而且更让他背上了一个先人无德,祖宗无行的沉重包袱。以致后来王充成名后,还有人以此来讥讽他。王充在《论衡•自纪篇》中详尽地记载了这些家庭状况,是比较真实的。对此,刘知几却不以为然,认为:“王充之《自纪》也,述其父祖不肖,为州闾所鄙”,“必责之以名教,实三千之罪人也!”(《史通•序传篇》)实在不是通达之论。

  天门在西北,地户在东南。地最下者,杨、兖二州。洪水之时,二土最被水害。

仕宦留滞,行迹诬伤,有罪不除,声名狼狈……这一切并不一定是他本人的过错,很可能是外物的连累和陷害。王充将这些来自外物的毁伤归纳为“三累三害”。何谓三累三害?充说:乡里有三累,朝廷有三害。乡之三累指仕宦之前遇到的麻烦:朋友反目,相为毁伤,一累也;庸才忌妒,毁伤高才,二票也;交游失和,转相攻击,三累也。朝之三害指出佳之后遭受的陷害:竟进者为了有限的职位互相诋毁,在长官面前捏造夸大事实,长官又不明察,信纳其言,一害也;同僚爱好不同,清浊异操,“清吏增郁郁之白,举涓涓之言”,名声越来越洁白,见解越来越高明,浊吏自渐形秽,怀恨在心,暗中收集清吏的过失,陷害重罚,二害也;长官亲幸佐吏,佐吏人品不高,提拔邪回之人,对不肯附从的“清正之士”必然心怀不满,在长官面前诋毁他,三害也。王充所举的三累三害,生动而具体,恰如自己的切身遭遇。

  (见《文选》卷五十九,王简栖《头陀寺碑文》注。疑出《招致篇》。)孟尝君叛出秦关,鸡未鸣,关不开。下座贱客鼓臂为鸡鸣,而群鸡和之,乃得出关。夫牛马以同类相应,而鸡人亦以殊音相和,应和之验,未足以效同类也。

王充认为:“诸子尺书,文篇俱在,可观读以正说。”王充说:圣人作经也有文献依据,“六经之作皆有据”。由此言之,“书(于史)亦为本,经亦为末。末失事实,本得道质”。可见诸子群籍,还是经书赖以造作的依据,哪么正可据之以定正经书。因此他说:“知屋漏者在字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经误者在诸子。”就像立身屋檐底下知道屋漏,身处草莽看得清政治得失一样,读读诸子百家的书,就容易看出经书的错误。可是章句之儒只知信守师说,鹦鹉学舌地“师师相传”,代代相袭,殊不知“初为章句者,非通览之人也”(《书解》)。这是就经与子的关系来说的。

  张宗祥《论衡校订》三卷附记张宗祥《校注论衡》序言黄晖《论衡校释》自序刘盼遂《论衡集解》序(苏)阿伯洛尼·彼得罗夫《王充——中国古代唯物主义者和启蒙者》(苏联科学院出版局,1955年1月出版。1956年,中国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李时的译本。)

承担课题:

  明帝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充四十二岁。

古人常说“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贤才常有,但仕宦的机会不常有。生逢其时,仕遇其主,虽才浅德薄也因缘得进;反之,如果生不逢时,所遇非人,即使才高八斗,德比夷齐,也会落拓在野,沉沦下僚。这在缺乏健全的竞争机制时更是如此。不过王充生当光武、明帝、章帝、和帝之世,正是东汉王朝的上升时期,征辟举拔之制,还是比较正常的,似乎谈不上生不逢时的问题,但并不排除其所遇非人的可能。《后汉书》说他“仕郡为功曹,以数谏争不合去”。王充也曾自纪建初初年,中州欠收,充曾上书郡守,主张厉行节俭,以备困乏,但“言不纳用”;时俗嗜酒,充以为酒耗五谷,又有醺酒滋事之忧,奏记郡守:主张“禁酒”,亦不被重视。读书人的看家本领就是建言献策,既然言不纳用,可见他遇到的确实并非知己。

  明帝永平八年(公元65年),充三十九岁。

文人能草章属文,正是“博通能用”的人,故贵于通人。但是,文人仅能作单篇文章,不能“连结篇章”,写成专书,所以不及能写长文大著,自成一家之言的鸿儒。他认为鸿儒最为珍贵,如果说文人是知识分子中的超人奇士的话,那么鸿儒就是“超而又超”,“奇而又奇”的特级人物,若与儒生相比,就好像装饰华美的车子与破车,锦绣与旧袍子相比一样;如果与俗人相比,更是犹如泰山的山顶与山脚,长狄的颈项与脚掌一样,具有天壤之别!他们是人中超奇,“世之金玉”。(《超奇》)汉代的谷永、唐林,能上书言奏,依经论事,属于“文人”;而董仲舒、司马迁、扬雄、刘向、刘歆、桓谭等人能鸿篇大论,著书立说,则是“鸿儒”。王充把他们与圣人同科,视为稀世之珍:“近世刘子政父子、杨子云、桓君山,其犹文武周公并出一时……譬珠玉不可多得,以其珍也。”(《超奇》)王充对鸿儒如此看重,自然他的努力方向也就是成为一名为世所贵的鸿儒了。他师事班彪,不守章句,博览百家……都是通往鸿儒之路的有效措施。

  《临安志》(《事文类聚》卷十一引。)

王充认为天是自然,而人也是自然的产物,’人,物也;物,亦物也’,这样就割断了天人之间的联系。他发扬了荀子?quot;明于天人之分’的唯物主义思想。他说:’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能随行而应人’。他认为社会的政治、道德与自然界的灾异无关,所谓’天人感应’的说法只是人们以自己的想法去比拟天的结果。

  呼于坑谷之中,响立应。

王充(27-107),字仲任,东汉著名思想家。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县)人。自称出身“细族孤门”,父、祖曾与豪族对抗。二十岁左右受业太学,师事班彪,但不守一家之言而好博览各家之说。一生除做过几任小官外,大部分时间以教书为生。著有《论衡》、《养性书》(已佚)等。

  章帝建初八年(公元83年),充五十七岁。

班彪并未任职太学,王充师之,乃私淑弟子。王充“好博览不守章句”,正是师承于班氏“博而不俗”,“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的家学风格。后来王允“仕郡为功曹,以数谏诤不合去”;著书“形露易观”,“直露其文,集以俗言。”这些都与班彪“仕不为禄,所如不合”,“言不为华”的为人处事方法和文章风格绝相类似。

  郑文《荀况对王充的思想影响》(《河北学刊》,1984年4月,第63期。)

2、《犯罪与道德进化》,《法制与社会发展》,2000年1期;

  《论衡》三十卷1931年上海大东书局铅印《国学门径丛书》本,章依萍标点。

4、《定罪情节若干问题研究》,《法学评论》,2000年6期;

  光武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充二十二岁。

王充反对’奉天法古’的思想,认为今人和古人相’齐’,今人与古人气禀相同,古今不异,没有根据说古人总是胜于今人,没有理由颂古非今。他认为汉比过去进步,汉在’百代之上’,因为汉在’百代’之后。这种见解与’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是完全对立的。

  明嘉靖十四年吴郡苏献可“通津草堂”本。北京图书馆所藏分十册装者有清陈揆校并跋。

研究生:犯罪学

  《论衡》三十卷1954年北京中华书局重印《诸子集成》本。

7、《日本刑法中的原因自由行为理论》,《法商研究》,2004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刑事法学》2004年第5期全文转载)

  又按:诸子类幽称仲任为“宛委子”,未见所据。盖因会稽宛委山而名,然亦太臆造矣。《书林清话》称明人刊书,喜改旧目,信然。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刑法学、外国刑法学、比较刑法学、犯罪学

  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充六十三岁。

元城,旧县,在今河北大名县东北。充说其先“一姓孙一”,字颇费解,论者疑有脱误,甚是。根据上下文意,后“一”字下当脱“姓王”二字。王氏意谓其先祖“一姓孙,一姓王”。同祖两姓,必是一姓之分化。颇疑王充祖先乃王孙氏之族,为先秦某工族之后,后来才分为二姓:一姓王,一姓孙。由此看来,王充的血统曾是很高贵的。

  芝草复生泉陵六本。黄龙见,大小凡八。《验符篇》、《恢国篇》。

10、翻译成果(汉译日),《中国の未成年犯罪について》,国士馆大学《比较法制研究》第27号(日本);

  建初孟年,北州连旱。《明雩篇》。

王充在《累害篇》中又提出“累害”说:凡入仕宦有稽留不进,行节有毁伤不全,罪过有累积不除,声名有暗昧不明,才非下,行非悖,又知(智)非昏,策非味也,连遭外祸,累害之也。

  明帝永平十三年(公元70年),充四十四岁。

主要论文:

  《论衡》193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学生国学丛书》本,高苏垣选注。

一、孤门细族

  班固为尚书郎。《别通篇》、《超奇篇》、《案书篇》。

贾逵,字景伯,扶风平陵人,东汉歹(的古文经学家。其父贾徽尝从刘歆习《左氏春秋》。逵少承庭训;通《左传》及五经本文。《后汉书》本传又说他“自为儿童,常在大学,不通人间事”,是一个兼得家庭教育和太学教育双美的幸运儿。他博通五经,兼明今古,对《左传》、《国语》、《周礼》尤其专门,特别是对《左传》的兴旺发达,功劳甚大。同时他对于今文家的《大夏侯尚书》、《谷梁传》也十分精通。他还是汉代第一个遍注群经的大儒,史书说“逵所著经传义诂及论难百余万言,学者宗之,后世称为通儒。”明帝时,拜为郎官,与班固同在兰台校书。

  光武建武二十八年(公元52年),充二十六岁。

  昔王充著述,制《养气》之篇,验已而作,岂虚语哉?《文心雕龙·养气篇》。年七十余,乃作《养性》一十六篇。韩愈《后汉三贤传》。

  《论衡》三十卷1922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明通津草堂本(1943年中法汉学研究所以《四部丛刊》影印通津草堂本为底本,编成《论衡通检》)《论衡》192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本。

  《自纪篇》云“后入为治中”,即本传“转治中”。王充明言“徙家辟难,诣扬州部丹阳、九江、庐江,后入为治中”,则“入州为从事”当在此时也。

  (见《意林》卷三。疑出《四讳篇》。)

  按:《章帝纪》,建初五年,零陵献芝草。有八黄龙见于泉陵。

  若此之状,盖远代而求,非一世之异也。使形殊于外,道合于中,名震天下,不亦宜乎?语云:“无忧而戚,忧必及之;无庆而欢,乐必还之。”此心有先动,而神有先知,则色有先见也。故扁鹊见桓公,知其将亡;申叔见巫臣,知其窃妻而逃也。荀子以为天不知人事邪?则周公有风雷之灾,宋景有三次之福。知人事乎?则楚昭有弗刲之应,邾文无延期之报。由是言之,则天道之与相占,可知而疑,不可无也。

  (见《太平御览》卷十三,《事类赋》卷三。疑出《四讳篇》,《四讳篇》有“作酱恶闻雷”语。)

  《论衡》三十卷清顾汝琏校刻本。

  按《明帝纪》,永平六年二月,王雒山出宝鼎,庐江太守献之。

  芝英,紫色之芝也,其栽如豆。

  卢肇《海游赋》前序、后序(《唐文粹》卷五。)

  按:《章帝纪》:“永平十八年,是岁牛疫,京师及三州大旱。诏勿收兖、豫、徐州田租刍槀。其以见谷赈给贫民。”又建初元年丙寅诏曰:“比年牛疫,垦田减少,谷价颇贵,人以流亡。”

  光武建武十四年(公元38年),充十二岁。

  按:《讲瑞篇》云:“至元和、章和之际,孝章耀德。”则其续稿,已在章殁后,故志于此。

  明帝永平六年(公元63年),充三十七岁。

  和帝永元八年(公元96年),充七十岁。

  《论衡》三十卷1935~193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丛书集成初编》本。

  道士刘春,荧惑楚王英。《雷虚篇》。

  《论衡》三十卷1930年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本。

  (见《艺文类聚》卷九五。疑出《说日篇》。)

  光武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充十五岁。

  (见《意林》卷三。疑出《招致篇》。)

  《论衡选译》1990年巴蜀书社铅印本,黄中业、陈思林译注。

  吕南公《题王充〈论衡〉后》(《宋文■》卷一三一。)

  王举忠《论王充的优胜劣败理论及其对神学目的论的批判》(《辽宁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

  光武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充二十一岁。

  桀无道,两日并照,在东者将起,在西者将灭。费昌问冯夷曰:“何者为殷?何者为夏?”冯夷曰:“西,夏也;东,殷也。”于是费昌徙族归殷。殷果克隆。

  明叶盛《菉竹堂书目·子杂》:王充《论衡》(七册)。

  按:《楚王英传》,建初二年,封英子为楚侯。

  朱亚宗《王充:近代科学精神的超前觉醒》(《求索》,1990年,第1期。)

  (见《意林》卷三。疑出《乱龙篇》。)

  按:《御览》三八五引《会稽典录》云:“七岁教书数。”与《自纪篇》差一年。光武建武十年(公元34年),充八岁。

  《论衡》三十卷明万历年间黄嘉惠校刻本。

  杨守敬《论衡校录》陈揆校明通津草堂本跋陈揆校明程荣刻《汉魏丛书》本跋王振声校明刻本跋孙诒让《札迻》平步青《安越堂外集》卷四《书论衡后》王钺《读书蕞残·读论衡》章炳麟《国故论衡·文学总略》、《国故论衡·原道》上、《国故论衡·辨性》、《检论·学变》、《检论·原教》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论衡》孙人和《论衡举正自序》莫伯骥《五十万卷楼群书跋文》子部一《论衡》张元济《涵芬楼烬余书录》宋刊元明递修本《论衡》罗振常《善本书所见录·论衡》张九如《与章士钊书》(《甲寅周刊》1914年第一卷41号。)

  按《明帝纪》,永平十年春二月,广陵王荆有罪自杀,国除。

  按:《后汉书·楚王英传》,建武十七年,英为楚王。

  子路感雷精而生,尚刚好勇,亲涉卫难,结缨而死。孔子闻而覆醢。每闻雷鸣,乃中心恻恒,亦复如之。故后人忌焉,以为常也。

  光武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充二十八岁。

  夏六月,雷击杀羊五头,皆死。《雷虚篇》。

  光武建武六年(公元30年),充四岁。

  光武建武十九年(公元43年),充十七岁。

  其智如倾,其德如山。智能之人须三寸之舌,一尺之笔,乃能自通。

  朱绍侯《论王充对孔子及儒家学派的评价》(《河南大学学报》,1985年1月,第7期。)

  光武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充十一岁。

  黄侃《汉唐学论》(《中天季刊》第一卷4号。)

  兔在水中则死。夫兔,月气也。

  (见《太平御览》卷十二。疑出《是应篇》。)

  古代主要书目著录的《论衡》卷帙《隋书·经籍志·杂家》:《论衡》二十九卷,后汉征士王充撰。

  光武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充十八岁。

  杨炯《浑天赋》(《唐文粹》卷四。)

  章帝建初元年(公元76年),充五十岁。

  班固年十三,王充见之,拊其背谓彪曰:“此儿必记汉事。”谢承《后汉书》(《后汉书·班固传》注。)司马彪《续汉书》(《书抄》六二引。)

  蝉生于复育,开背而出,必因雨而蜕,如蛇之蜕皮云。近蒲州人家,拆草屋,于栋上得龙骨一丈许,宛然皆俱。

  洪适《论衡跋》(《盘洲文集》卷六三。)

  (见《太平御览》卷八八九。疑出《指瑞篇》。)

  《天禄琳琅书目》卷九《明版子部》:《论衡》三十卷,汉王充著(明通津草堂本,二函十二册)。

  虞廷为司徒公。《吉验篇》。

  邹■《王充的心理学思想》(《河北师大学报》,1982年,第1期。)

  宋尤袤《遂初堂书目·杂家》:王充《论衡》。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二十《子部杂家》:《论衡》三十卷,汉王充撰。《述古堂藏书目·子杂》:王充《论衡》三十卷,六本。

  拘夷国北山有石驼溺,水溺下,以金、银、铜、铁、瓦、木等器盛之,皆漏;掌承之,亦透;唯瓢不漏。服之,令人身上■毛落尽,得仙。

  京师及郡国七,大水。《明帝纪》。

  按:谢承《后汉书》(《御览》四八四),永平五年,班固被召诣校书。范晔《后汉书·班超传》同。

  王举忠《“人有知学则有力矣”——王充论“知识就是力量”》(《辽宁大学学报》,1986年4月,第13期。)

  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充五十三岁。

  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论衡》三十卷。

  周公时,雨不破块,风不鸣条。旬而一雨,雨必以夜,丘陵高下皆熟。

  光武建武八年(公元32年),充六岁。

  《委宛子》明刻《诸子汇函》本,明归有光辑评。

  年渐七十,志力衰耗,乃造《养性书》十六篇,裁节嗜欲,颐神自守。《后汉书·王充传》。按:臧琳《经义杂记》四曰:《后汉书·王充传》:“充年渐七十,志力衰耗,乃造《养性书》十六篇,载节嗜欲,颐神自守。”案充所著《论衡》八十五篇,今本无缺,而《养性书》失传,隋、唐志亦无著录。《论衡》末有《自纪》云:“章和二年,罢州家居,年渐七十,作《养性》之书十六篇。养气自守,适食则酒,闭明塞聪,爱精自保,适辅服药引导(以上疑用十六篇之目),庶冀性命可延,期须不老。既晚无还,垂书示后。惟人性命,长短有期,人亦虫物,生死一时。年历但记,孰使留之?犹入黄泉,消为土灰。上自黄、唐,下臻泰、汉而来,折衷以圣道,析理于通材,如衡之平,如鉴之开,幼老生死古今,罔不详该。命以不延,吁叹悲哉!”读此,可想见其书之仿佛。

  《宋史·艺文志·杂家》:王充《论衡》三十卷。

  容肇祖《〈论衡〉中无伪篇考》(天津《大公报·史地周刊》1936年6月26日。)

  燧之取火于日,方诸取露于月。天地之间,巧历所不能与其数乎!然以掌握之中,引类于太极之上,而水火可立致者,阴阳固相动也。

  (见《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四、《合璧事类》卷三。疑出《变动篇》。)桓子《新论》曰:“关东语曰:‘人闻长安乐,则出门西向而笑。’”

  朱绍侯《王充对诸子的评价》(《河南大学学报》,1984年4月,第49期。)

  评注《论衡》三十卷1924年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陈益评注。

  张祥浩《“王充批判董仲舒”辩》(《浙江学刊》,1985年5月,第71期。)

  李海生《董仲舒的尊孔法古与王充的反孔批儒》(解放日报,1976年5月3日,第3版。)

  明帝永平九年(公元66年),充四十岁。

  樊孝谦《答沙汰释李诏表》(《广弘明集》卷二七。)

  刘文典《三馀札记》卷二《论衡》斠补》张右源《王充学说的梗概和治学方法》(1923年6月,东南大学《国学丛刊》二卷3期。)

  王道行《简论王充的心理学思想》(《江西师大学报》,1984年1月,第19期。)

  按:《明帝纪》,永平十四年四月,楚王英卒。

  明代以后的刊本很多,流传较广的是嘉靖十四年(乙未,公元1535年)

  瞿镛《铁琴铜剑楼宋金元本书影宋子部》:《论衡》三十卷。(宋刊元明递修本)。

  永平中,神雀群集,百官颂上。《佚文篇》。

  《唐书·艺文志·杂家》:王充《论衡》三十卷。

  蚕合丝而商弦易,新谷登而旧谷缺。按子生而父母气衰。(《太平御览》引作“按子生而父气衰,新丝既登,故体者自坏耳。”

  赵坦《保甓斋札记》《王充论衡》赵坦《保甓斋文录》卷上《书论衡后》梁章钜《退庵随笔》卷十七《王充论衡》刘熙载《艺概·论衡》梁玉绳《瞥记》卷五《论衡·问孔篇》陈鳣《策对》卷四《论衡》周中孚《郑堂读书记》中《论衡》(程荣本《汉魏丛书》。)

  《论衡》三十卷日本延亨五年(1748年)弘简堂刊本(据明黄嘉惠校刊本刻),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

  帝立广陵王荆子。《恢国篇》。

  (见《太平御览》卷二。《事类赋》卷一。疑出《说日篇》。)

  现藏于日本宫内厅书陵部图书寮的宋版《论衡》残卷(卷一至卷二十五),是宋代的刷印本。

  《论衡校释》三十卷1938年长沙商务印书馆铅印本,黄晖著。

  鼎见。《宣汉篇》。

  元二之间,嘉德流布。《恢国篇》。

  葛洪《抱朴子》(一、《抱朴子·喻蔽篇》。二、《北堂书钞》九八、《太平御览》六○二引。三、《北堂书钞》一○○、《太平御览》五九九引。四、《初学记·天部·月》引。五、《意林》卷四引。六、《古今事文类聚·别集二》引。)

  对曰:“见一匹练,前有生蓝。”孔子曰:“噫!此白马芦刍。”使人视之,果然。

  陆心源《皕宋楼丛书·子部·杂家类三》:《论衡》,汉王充撰(明通津草堂本)

  俞樾《湖楼笔谈》卷七《论衡·语增》黄式三《儆居集·杂著》三《对王仲任〈雷虚〉问》黄式三《儆居集·读子集》《读王仲任〈论衡〉》黄会来《读书札记·读论衡》周广业《意林注·论衡跋》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卷上《论衡》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十九明刊卢文弨校本《论衡》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志》卷十六宋刊本《论衡》谭献《复堂日记·论衡》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卷五七通津草堂本《论衡》曹元忠《笺经堂所见宋元书题跋》宋刊元修牍背纸印《论衡》残本跋叶德辉《郋园读书志》卷五通津草堂本《论衡》缪荃孙《艺风堂藏书续记》卷二通津草堂本《论衡》谭宗浚《论衡跋》(金锡龄编《学海堂四集》。)

  (见《白氏六帖事类集》卷一。)

  庐江皖侯国际有湖出金。太守遣吏收取,遣门下掾奉献。《验符篇》。

  章帝元和元年(公元84年),充五十八岁。

  周桂钿《王充天论》(《求索》,1983年5月,第32期。)

  陈留雨谷,谷下蔽地。《感虚篇》。

  光武建武十八年(公元42年),充十六岁。

  按:八岁出于学馆,手书之成,尚须时日。受《论语》、《尚书》,当为隔年事,故志于此。

  明帝永平二年(公元59年),充三十三岁。

  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充四十一岁。

  (录自黄晖《论衡校释》)

  《论衡》1929年上海新文化书社铅印标点本。

  在县,位至掾功曹,在都尉府,位亦掾功曹。在太守,为列掾五官功曹行事。《自纪篇》。按:许慎《说文序》:“尉律:学僮十七已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史。”《后汉书·百官志》:“郡太守、郡丞、县令若长、县丞、县尉,各置诸曹掾史。”是仲任为掾功曹,当在十七岁以后,二十一二以前。因二十三四以后,已诣洛阳,则其得为功曹,当在此数年中,故志于此。

  孙星衍《孙氏宗祠书目·诸子第三·杂家》:《论衡》二十九卷,汉王充撰(明通津草堂本、程荣本)。

  刘勰《文心雕龙·论说篇》刘孝标《辨命论》(《文选》卷五四。)

  《论衡》明崇祯年间刻《增定汉魏六朝别解》本,明叶绍泰、黄澍辑评。

  《论衡》明万历年间刻《百子类函》本。

  八岁出于书馆,书馆小僮百人以上,皆以过失袒谪,或以书丑得鞭。充书日进,又无过失。《自纪篇》。

  周桂钿《王充偶然论试析——同台湾学者罗光、徐复观先生商榷》(《浙江学刊》,1984年6月,第82期。)

  蒋光煦《东湖丛记》卷六《论衡》朱学勤《结一庐遗文》卷下《明钞本论衡跋》俞樾《论衡评议补录》(《诸子评议补录》。)

  《论衡注释》(附录五,全四册)

  袁烙《揭露儒家两面派“佞人”的战斗檄文——读王充〈论衡·答佞篇〉》(陕西日报,1975年5月29日,第3版。)

  (见《意林》卷三。疑出《招致篇》。)

  尹文清《王充心理学思想新论兼议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史研究方法》(《心理学报》,1988年,22卷第2期。)

  (见《太平御览》卷五十九。《淮南子·览冥训》亦有此文。)

  蝗起太山郡,西南过陈留、河南。《商虫篇》。

  《论衡》197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铅印校点本。

  (见《意林》卷三。疑出《说日篇》。)

  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人也。其先自魏郡元城徙焉。《后汉书·王充传》。王充者,会稽上虞人也,字仲任。其先本魏郡元城一姓。孙,—(?)几世尝从军有功,封会稽阳亭。一岁仓卒国绝,因家焉,以农商为业。世祖勇任气,卒咸不揆于人。岁凶,横道伤杀,怨仇众多。会世扰乱,恐为怨仇所擒,祖父汎举家担载,就安会稽,留钱唐县,以贾贩为事。生子二人,长曰蒙,少曰诵。诵即充父。祖世任气,至蒙、诵滋甚,故蒙、诵在钱唐,勇势凌人。末复与豪家丁伯等结怨,举家徒处上虞。建武三年,充生。《自纪篇》。按:《汉书·元后传》:“陈完犇齐,齐桓公以为卿,姓田氏。十一世田和有齐国,三世称王。至王建为秦所灭。项羽起,封建孙安为济北王。至汉兴,安失国,齐人谓之王家,因以为氏。文、景间,安孙遂,字伯纪,处东平陵,生贺,字翁孺。为武帝繡衣御史,以奉使不称免。既免,而与东平陵终氏为怨,乃徙魏郡元城。”《王莽传》:“姚、妫、陈、田、王氏,其今天下上此五姓名藉于秩宗,皆以为宗室,世世复,无有所与。其元城王氏勿令相嫁娶,以别族理亲焉。”仲任特著“其先本魏郡元城”,其明为王翁孺之支庶欤?其先本魏郡元城一姓”,“一姓”疑为“王姓”之讹。“元城王姓”,以别于其他族望也。

  《论衡集解》三十卷(附录一卷,后记二)

  范晔《后汉书·王充传》范晔《后汉书·儒林传·赵晔传》《会稽典录》(一、《三国志·吴志·虞翻传》裴松之注引。二、《太平御览》七二○引。)

  蝗虫起泰山郡,流徙郡国,荐食五谷,弥衍兖、豫,过阵留、寿张界,飞逝不集。谢承《后汉书》(《后汉书·虞延传》注、《书抄》三十五)。

  宋王应麟《玉海》六十二:《唐志》杂家,王充《论衡》三十卷。《隋志》二十九卷。今本亦三十卷,八十五篇,《逢遇》第一至《自纪》第八十五。元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四十一·子杂家》:《论衡》三十卷。

  按:此二句,叙在“后归乡里,屏居教授”后,盖并前事言之,非归乡里后,才为郡功曹也。《论衡》起草于明帝初年,据《自纪篇》、《讥俗》、《政务》之书作于《论衡》之前,而《讥俗》书又为废退穷居而作。其废退穷居,当即指罢功曹也。故知为功曹,必在此时。废退穷居,旧故叛去,故闲居作《讥俗节义》十二篇。既疾俗情,作《讥俗》之书,又闵人君之政,故作《政务》之书。《自纪篇》。

  《论衡》三十卷清光绪二十一年石印《增订汉魏丛书》本。

  芝草一年三华,食之令人眉寿庆世,盖仙人所食。

  田昌五《王充及其〈论衡〉》(1958年三联书店出版,1973年修订再版题名《王充——古代的战斗唯物论者》。)

  会稽大疫,死者万数。《后汉书·光武纪》、《后汉书·钟离意传》。

  周桂钿《王充气论思想》(《社会科学(甘肃)》,1983年3月2日。)高汉声《论王充的心理学思想》(《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3月,第40期。)

  吴光《王充“效验”论浅析》(《社会科学研究(四川)》,1980年,第3期。)

  《论衡导读》1989年成都巴蜀书社铅印本,田昌五著。

  光武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充十三岁。

  邵毅平《明代以前〈论衡〉评价综论》(《上海教育学院学报》,1986年2月,第106期。)

  (见《意林》卷三。疑出《定贤篇》。)

  永昌郡有金。《验符篇》。

  [台湾]田宗尧《王充对汉代迷信思想的驳斥》(《中国哲学史研究》,1983年,第1期。)

  章帝章和元年(公元87年),充六十一岁。

  周桂钿《王充著作考》(河南高校《古籍整理》1992年第2期。)

  又按:清唐煦春《上虞县志》二十五下:“汉郡功曹王充墓,在县西南十四都乌石山(据《万历志》),嘉庆十二年,邑人林鉴修治(据《嘉庆志》),咸丰五年,林鼎臣、谢简廷重修立石。”

  (见《艺文类聚》卷九一。疑出《乱龙篇》。《定贤篇》文略同。)

  《论衡》三十卷193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本。

  (见《太平广记》卷四一八。载《感应经》引文)

  年渐七十,时可悬舆,乃作《养性》之书,凡十六篇。《自纪篇》。

  阎光表《论衡序》(天启傅刻本。)

  按:《会稽典录》云:“《论衡》造于永平末,定于建初之年。”故至元和、章和之际,《讲瑞篇》稿已成。《论衡》各篇,据其征引史实,而可推定其造作先后者:《恢国篇》、《验符篇》言章帝建初六年事(芝草生六本,黄龙见)。《齐世篇》云:“方今圣朝,承光武,袭孝明。”《佚文篇》云:“孝明文雄会聚,今上即命,诏求亡失。”又云:“杨子山见三府作《哀牢传》不成,归郡作上,孝明奇之。”哀牢内属,在永平十二年。既云“孝明”,又称“今上”、“圣朝”,则《齐世篇》、《佚文篇》亦于章帝时作。《须颂篇》言章帝建初元二年灾。《讲瑞篇》、《指瑞篇》、《是应篇》、《治期篇》、《齐世篇》、《宣汉篇》、《恢国篇》、《验符篇》、《须颂篇》、《佚文篇》并为宣汉恢国而作,故并定为章帝时所撰。《谴告篇》避明帝讳,称楚庄王为严王;《明雩篇》言章帝建初元二年灾;《遭虎篇》言楚王英死,按英死于永平十四年,则《遭虎篇》当作于明帝永平十四年以后。《商虫篇》言蝗起太山郡,事在建武三十一年。《自然》、《感类》、《寒温》、《谴告》、《变动》、《明雩》、《顺鼓》、《乱龙》、《遭虎》、《商曰》等篇皆属于为汉应变论灾之作,则可据《遣告》、《明雩》等篇定为章帝时作品也。《程材篇》言宗均为东海相,事在永平元年,则《程材篇》必作于永平以后;《别通篇》称孝明;《超奇篇》言孟坚为尚书郎,事在永平五年,则《超奇篇》必作于明帝永平五年以后;《别通篇》作于明帝后,章帝时也。《答佞》、《程材》、《量知》、《谢短》、《效力》、《别通》、《超奇》、《状留》等篇,俱为校量贤佞知操之作,当属于一时,则并定为章帝时作。《实知篇》避明帝讳称庄襄王为严襄王,则亦为章帝时作。《实知》、《知实》、《定贤》三篇同一旨趣,当属于一时之作。九虚、三增、《谈天》、《说日》、《问孔》、《刺孟》盖属一时。《雷虚篇》,雷击杀羊五头,事在建初四年,则诸篇同为建初前后之作。《正说》、《书解》、《案书》、《对作》又属一类。《案书篇》言班固为尚书郎,事在明帝永平五年,《对作篇》载建初二年奏记郡守事,则此诸篇作于章帝建初前后。《逢遇》、《初禀》等篇,盖当为一时之作。《吉验篇》言虞延为司徒,事在永平八年,则《吉验篇》必作于明帝永平以后。《初禀篇》目见《恢国篇》,《恢国篇》作于章帝元和中,则知《逢遇》诸篇当作于永平以后,元和以前。唯《论死》、《祭意》等篇为祛迷讥术之作;无以推定。通览全书,可知其先后顺序之例。如《初禀》、《寒温》、《谴告》等篇属稿在先,则居于《自然》、《恢国》等篇之前。(《初禀篇》目见《恢国篇》,《初禀》第十二,《恢国》第五十八。《寒温篇》目见《自然篇》,《寒温》第四十一,《自然》第五十四,可证。)据此,则《论死》以下等篇,必成于《宣汉》、《验符》诸篇之后。总上所考。则知《论衡》大半作于章帝时。《讲瑞篇》云:“此论草于永平之初。”至和帝永元中,还改定旧稿。则仲任于此书致力前后凡三十年,亦云勤矣。

  《论衡》三十卷1917年上海育文书局石印存古堂增辑《增订汉魏丛书九十六种》本。

  《论衡》三十卷明刻本,清王振声校并跋。北京图书馆藏。

  和帝永元三年(公元91年),充六十五岁。

  三、《论衡》版本卷帙著录《论衡》一书,在王充死后五六十年就逐渐流传开来。北宋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进士杨昌文把当时的通行本与史馆藏本对照合校,并为之作序刊刻。南宋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会稽太守洪适(kuò阔)又重刊杨刻本。目前保存下来的宋本只有残卷或经过后来修补的印本。

  明帝永平四年(公元61年),充三十五岁。

  《旧唐书·经籍志·杂家》:《论衡》三十卷,王充撰。

  《论衡》三十卷192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说郛》本,元陶宗仪辑,张宗祥重校。

  《论衡》三十卷清光绪二十年湖北艺文书局刻《增订汉魏丛书》本。

《论衡》佚文武王伐纣,升舟,阳侯波起,疾风逆流。武王操黄钺而麾之,风波毕除。中流,白鱼入于舟。燔以告天,与八百诸侯咸同此盟。《尚书》所谓“不谋同辞”也。故曰孟津,亦曰盟津。《尚书》所谓“东至于孟津”者也。

  农夫力耕得谷多,商贾远行得利深。

  后归乡里,屏居教授。充好论说,始若诡异,终有实理。以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闭门潜思,绝庆吊之礼,户牖墙壁,各置刀笔,著《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后汉书·王充传》。

  友人同郡谢夷吾上书荐充才学。肃宗(章帝)特诏公车征,病不行。《后汉书·王充传》。谢夷吾荐充曰:“充之天才,非学所加。虽前世孟轲、孙荀,近世扬雄、刘向、司马迁,不通过也。”谢承《后汉书》(范晔《后汉书》本传注)。

  石文英《王充论“奇”——读〈论衡·超奇篇〉札记》(《厦门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

  日本宫内厅书陵部图书寮藏。

  范钦《天一阁书目·子部杂家类》:《论衡》三十卷刊本,汉王充著(宋庆历五年杨文昌后序嘉靖乙未后学吴郡苏献可校刊)。

  儒者说麟为圣王来,此言妄也。章帝之时,麒麟五十一至,章帝岂圣人哉?

  王仲任抚班固背曰:“此儿必为天下知名。”《抱朴子》(马总《意林》卷四引)。按:班固生于建武八年(公元32年),固年十三,则为建武二十年,时仲任十八岁,长孟坚五岁,据理,不得以“儿”,称固。且是时仲任仍在乡里,未与彪晤,此不足信。光武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充十九岁。

  讳举五月子,言不利父母。按田文不害田婴。

  贺道养《浑天记》(《事类赋·天赋》注引。)

  (见《艺文类聚》卷九三。疑出《书虚篇》。)

  阳气动于下,而阴气应之也。

  郑如心《王充的哲学思想与汉代的气象学》(《中国哲学史研究》,1985年1月,第43期。)

  现存《论衡》版本目录《论衡》三十卷南宋乾道三年绍兴府洪适刻本元、明递修本,八册,清钱谦益批点,黄丕烈跋,叶昌炽题识,有“汲古阁”、“言里世家”、“铁琴铜剑楼”、“士礼居”等藏印。又一部,十四册装,有“涵芬楼”藏印。北京图书馆藏。《新刊王充论衡》十五卷明初刻本,八册,旧称“元小字本”。北京图书馆藏。

  《论衡》三十卷明何镗刻本。

  《论衡》三十卷192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万有文库》本。

  《论衡》三十卷。

  《论衡》三十卷1991年8月岳麓书社铅印本,陈蒲清点校。

  董康《书舶庸谈》卷三《1926年3月14日日记·记日本图书寮藏书》《馆藏宋本〈论衡〉残卷校勘记小序》(《国立历史博物馆丛刊》第二册,1926年12月。)

  (见《意林》卷三。疑出《乱龙篇》。)

  按:云“历年寝废”,则“转治中”与“为州从事”当隔一年,故志于此。元和章和之际,嘉瑞奇物,同时俱应。凤皇麒麟,连出并见。《讲瑞篇》。永平以来,讫于章和,甘露常降。《讲瑞篇》。

  光武建武七年(公元31年),充五岁。

  雷二月出地,百八十日,雷出则万物出;八月入地,百八十日,雷入则万物入。入则除害,出则兴利,人君之象也。

  《委宛子》1925年上海会文堂石印《评点百二十子》本,明归有光辑评。

  建初孟年,无妄气至。《恢国篇》、《须颂篇》。

  隐强侯傅,县书市里,诽谤圣政,今上海恩,犯夺爵土。《恢国篇》。

  (见《太平御览》卷四三二。疑出《效力篇》。)

  鳌必长大,则女娲不能杀之,必被其杀,何能补天?

  将有赦,狱钥动,感应也。(《初学记》二十引作“赦令将至,系室籥动,狱中人当出,故其感应令籥动也。”)

  光武皇帝升封,天晏然无云。《宣汉篇》。

  《论衡》三十卷199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诸子百家丛书》影印本(明通津草堂刊本)。

  1979年北京中华书局铅印本。

  元和二年,始用四分历,时待诏张盛、京房、鲍业等以四分历请,与待诏杨岑等共课岁余。盛等所中多,四分之历,始颇施行。见《后汉书·章帝纪》及注引《续汉书》。《后汉书·律历志》云,在永平五年。

  详注《论衡》三十卷1928年上海真美书社石印本,许德厚注。

  按:《光武纪》:“中元元年二月辛卯,柴望岱宗,登封泰山。”袁山松《后汉书》:“光武封泰山,云气成宫阙。”(《初学记》五、《御览》三十九。)《汉光武封禅仪》曰:“建武三十二年,封泰山,时天清和无云。”

  羿请不死药于西王母,羿妻嫦娥窃以奔月。托身于月,是为蟾蜍。

  王充《论衡》三十卷1932年上海大东书局重编再版。

  李贽《藏书》卷三七《儒臣传·词学儒臣·王充》臧琳《经义杂记》卷十六《论衡》杭世骏《古今史论大观》后编八《论衡》杭世骏《道古堂文集》卷二二《论王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二○子部杂家四《论衡》《四库全书》乾隆批语《读王充论衡》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卷四子类宋刊本《论衡》黄丕烈《荛圃藏书题识》卷五《论衡》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三六王谟《论衡跋》(《增订汉魏丛书》本。)

  罢州牧,置刺史。《光武纪》。

  和帝永元二年(公元90年),充六十四岁。

  楚王英惑于侠客,王吞病。《恢国篇》。

  张栩《〈论衡〉论》(《玉海堂杂著》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稿本。)

  《论衡》三十卷清刻明何允中辑《广汉魏丛书》本。

  章帝建初三年(公元78年),充五十二岁。

  现藏于北京图书馆的宋本《论衡》,由于元、明两朝多次补修,版框高低不一,字体和版口的格式各异。其中一小部分每半页十行,每行二十至二十一字,版心顶端载本页字数,下端有刻工姓名,与日本宫内厅所藏的宋版《论衡》残卷相同。一部分是元代补刻的,绝大部分是明代补刻的。明刻部分版心上端分别有“弘治十七年补”、“正德十六年补刊”、“嘉靖元年补刊”、“嘉靖元年重刻”等字样。明代三次补刻,都没有序跋,只有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刊本在首卷目录后有黑色图记两行:“正德辛巳四月吉旦南京国子监补刊完”。

  (见《太平御览》卷十一。疑出《是应篇》。《治期篇》文略同,《盐铁论·水旱篇》亦有此文。)

  按:《章帝纪》,永平十八年八月即帝位,十一月第五伦为司空。

  续《讲瑞篇》稿。

  刘光斗《论衡序》(天启傅刻本。)

  自免还家。《后汉书·王充传》。

  袁山松《后汉书》(一、范晔《后汉书·王充传》李贤注引。二、范晔《后汉书·班固传》李贤注引。)

  又按《水经·穀水》注:汉顺帝阳嘉元年立碑,文云:“建武二十七年造太学。”则仲任入太学师事叔皮,必在此数年。但《光武纪》:“建武五年,初起太学,车驾还宫,幸太学,赐博士弟子各有差。”与阳嘉元年碑说异,存之俟考。

  按:《明帝纪》:“永平十二年,益州徼外夷哀牢王,相率内属,于是置永昌郡。”《西南夷传》曰:“罢益州西部所领六县,合为永昌郡,置哀牢、博南二县。”《郡国志》:“永昌郡哀牢县,永平中置,故牢王国。”

  按《后汉书·光武纪》:“三十一年夏蝗。”《古今注》:“建武三十一年,郡国大蝗。”(《后汉书·五行志注》。)

  明帝永平元年(公元58年),充三十二岁。

  莫友芝《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卷十:《论衡》三十卷,汉王充撰。

  《论衡》三十卷清光绪二年蜀南卢氏红杏山房刻《增订汉魏丛书》本。

  1957年北京古籍出版社铅印本,刘盼遂著。

  夫臼杵,木也。水与木、土,三者殊类而相应,首相叩动,其势然也。

  唐马总《意林》三:《论衡》二十七卷。

  日本《岛田翰古文旧书考》卷二:《论衡》二十五卷。残。宋光宗时刻本。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杂家》:《论衡》三十卷,后汉征士王充撰。四、历代有关王充及其《论衡》资料选目王充《果赋》(《太平御览》九六八任昉《述异记》引。《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辑录。)

  章帝元和三年(公元86年),充六十岁。

  按:《东观汉记》,元和二年以来,至章和元年,麒麟五十一至。

  《论衡》三十卷明万历年间程荣刻《汉魏丛书》本。北京图书馆所藏分六册装者有清陈揆校并跋。

  周桂钿《论王充的宇宙观——与冯憬远、吕鸿儒等同志再商榷》(《郑州大学学报》,1983年4月,第62期。)

  三苗之亡,五谷变种,鬼哭于郊。

  曾立格《〈论衡〉中心理学思想初探》(《心理学报》,1980年,第12卷4期。)

  按:《明帝纪》,永平十四年封故广陵荆子元寿为广陵侯。

  《论衡》194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新中学文库》本,高苏垣选注。

  明帝永平七年(公元64年),充三十八岁。

  建初孟年,中州颇歉,颍川、汝南民流四散。圣主忧怀,诏书数至。《论衡》之人,奏记郡守,宜禁奢侈,以备困乏,言不纳用,退题记草,名曰《备乏》。酒縻五谷,生起盗贼,沉湎饮酒,盗贼不绝,奏记郡守,禁民酒。退题记草,名曰《禁酒》。《对作篇》。按:《章帝纪》,建初二年三月辛丑诏曰:“比年阴阳不调,饥馑屡臻。”《后汉纪》十一,建初二年夏四月,太后诏曰:“今水旱连年,民流满道,至有饿馁者。”帝立楚王英子。《恢国篇》。

  《论衡》三十卷清光绪元年湖北崇文书局刻《子书百家》本。北京图书馆所藏分六册装者有章钰校并跋。

  按《明帝纪》,永昌郡,永平十二年置。《郡国志》注云:“二年”误。杨子山为上计吏,见三府作《哀牢传》,不能成,归郡作上,孝明奇之,征在兰台。《佚文篇》。

  光武中元元年(公元56年),充三十岁。

  第五司空,股肱国维。《恢国篇》。

  年渐七十,乃作《养生》之书,凡十六篇。《会稽典录》。

  《论衡》三十卷明天启六年刻本,明刘光斗评。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二子类杂家《论衡》高似孙《子略》卷四《论衡》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论衡》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诸子《论衡》王应麟《玉海》卷六二《艺文门·论类》汉《论衡》黄震《黄氏日钞》卷五七诸子三《论衡》刘章《刺〈刺孟〉》(郎瑛《七修续稿》卷四《辨证类·书名沿作》引。刘章原篇已佚。)

  和帝永元五年(公元93年),充六十七岁。

  充少孤,乡里称孝。《后汉书·王充传》。谢承《后汉书》同。

  按:《后汉记》十二:“元和二年二月,凤皇集于肥。五月丙戌诏曰:‘凤皇、黄龙、鸾鸟比集七郡。神雀、甘露降自京都。’”《东观汉记》:“元和二年以来,至章和元年,凡三年,凤皇三十九见郡国,麒麟五十一,白虎二十九,黄龙三十四,青龙、黄鹄、鸾鸟、神马、神雀、九尾狐、三足乌、赤乌、白兔、白鹿、白燕、白鹊、甘露、嘉瓜、秬秠、明珠、芝英、华苹、朱草、连理,实日月不绝,载于史官,不可胜纪。”《古今注》:“元和二年,甘露降河南,三足乌集沛国,麒麟见陈,一角,端如葱叶,色赤黄,芝生沛,如人冠。”章帝章和二年(公元88年),充六十二岁。

  王充于宅内门户墙柱,各置笔砚简牍,见事而作,著《论衡》八十五篇。谢承《后汉书》(据汪文台揖本)。

  光武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充十四岁。

  罢州家居。《自纪篇》。

  章帝建初七年(公元82年),充五十六岁。

  《论衡》三十卷1919年上海归叶山房石印《百子全书》圈点本。

  (见刘赓《稽瑞》,疑出《初禀篇》。)

  光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充三十一岁。

  和帝永元七年(公元95年),充六十九岁。

  按:《后汉书·宗均传》,永平之年,迁东海相。

  亡猎犬于山林,大呼犬名,则号呼而应。(《太平御览》卷九○五引作“其犬则鸣号而应其主。”)人犬异类而相应者,识其主也。

  为小儿,与侪伦遨戏,不好狎侮。侪伦好掩雀、捕蝉、戏钱、林熙,充独不肯,诵奇之。《自纪篇》。

  始行五铢钱。《光武纪》。

  光武建武二十九年(公元53年),充二十七岁。

  谢承《后汉书》(一、范晔《后汉书·王充传》李贤注引。二、范晔《后汉书·班固传》李贤注引。三、《艺文类聚》三五、五八引。四、《初学记》二一、二四引。五、《太平御览》四三二、四八四、六一二引。)

  按:《讲瑞篇》云:“此论草于永平之初。”《会稽典录》云:“《论衡》造于永平末,定于建初之年。”盖永平初,已属草,时辍时作,至永平末,方专精一志也。又《须颂篇》云:“《论衡》之人,在古荒流之地。”与本传谓仲任归乡里作《论衡》相合。明帝永平三年(公元60年),充三十四岁。

  按:《后汉书·班彪传》:“光武雅闻彪才,因召入见,举司隶茂才,拜徐令,以病免。后数应三公之命,辄去。彪复辟司徒玉况府。”《光武纪》:“建武二十三年,玉况为司徒。”则叔皮于建武二十三年已在洛。但其时,仲任方二十一二,穷居乡里。《班彪传》又云:“后察司徒廉,为望都长,吏民爱之,建武三十年卒官。”是叔皮晚年,已离洛之官,则仲任师事叔皮,必在其二十三四以后,二十七八以前。

  人五藏,以心为主。心发智慧,而四藏从之。肝为之喜,肺为之怒,肾为之哀,脾为之乐。故圣人节之,恐伤性也。

  按:《自纪篇》“入州为从事”句,次于“在县,位至掾功曹。在都尉府,位亦掾功曹。在太守,为列掾五官功曹行事”句下,乃通前后事言之,非为从事、为功曹并一时事也。“入州为从事”,即本传所云“刺史董勤辟为从事”。

  按:《东观汉记》十八《贾逵传》曰:“永平十七年,公卿以神雀五采,翔集京师,奉觞上寿。上召逵,敕兰台给笔札,使作《神雀颂》。”范晔《后汉书·贾逵传》亦云:“永平中”。明帝时,致甘露、神雀、紫芝,离木复合。《宣汉篇》。

  王充《论衡》1935年上海大达图书供应社铅印标点本,朱鉴标点。

  光武建武三十一年(公元55年),充二十九岁。

  《论衡》英文本美国加利佛尼亚大学阜克泽译。

  光禄大夫刘琨,前为弘农太守。《初禀篇》。

  (见《太平御览》卷七三一。疑出《变动篇》。)

  后入为治中,材小任大,职在刺割,笔札之思,历年寝废。《自纪篇》。转治中。《后汉书·王充传》。

  (见《意林》卷三。疑出《命义篇》)

  光武建武二十六年(公元50年),充二十四岁。

  (见《意林》卷三。疑出《诘术篇》。)

  黄丕烈辑《季沧苇书目》:王充《论衡》三十卷,八本。

  光武建武五年(公元29年),充三岁。

  和帝永元六年(公元94年),充六十八岁。

  按:永元共十六年,其云“永元中”,故志于此。吴荣光《历代名人年谱》推定仲任为八十岁。梁廷灿《历代名人生卒表》因之,并未考也。

  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充四十七岁。

  光武建武九年(公元33年),充七岁。

  光武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充二十五岁。

  《论衡选注》1976年北京人民出版社铅印本。

  (见《古今事文类聚》后集卷二十一。)

  (见《太平御览》卷二十七引《风俗通》注。疑出《自然篇》。)

  章帝时,麒麟五十一至。《御览》八八九引《论衡》佚文。

  (见《太平御览》卷七五七。疑出《寒温篇》。)

  李汉松《王充〈论衡〉中的心理学思想》(《北师大学报(社科版)》,1982年,第4期。)

  黎振周《玄学与王充》(《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文科版)》,1980年,创刊号。)

  光武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充九岁。

  明帝永平十四年(公元71年),充四十五岁。

  (见《五行大义》卷四《论情性》。疑出《本性篇》。)

  六岁教书,恭愿仁顺,礼敬具备,矜庄寂寥,有巨人之志。父未尝笞,母未尝非,闾里未尝让。《自纪篇》。

  《论衡集解》三十卷(卷首一卷)

  光武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年),充二十岁。

  是岁大水。《后汉书·光武纪》。

  明帝永平十五年(公元72年),充四十六岁。

  刘盼遂《〈论衡〉注删要》(《北平图书馆月刊》,1929年第3卷4号。)刘盼遂《王充〈论衡〉篇数残佚考》(《学文杂志》,1932年第5期。)刘盼遂《论衡校笺》(《北平图书馆月刊》,1934年第8卷5~6号。)金德建《〈白虎通义〉与王充〈论衡〉之关系》(《古籍丛考》140~157页。)

  《论衡》三十卷1925年上海梁溪图书馆铅印标点本,陶乐勤编。

  (见《水经注》河水注卷五,《感虚篇》文略同。)

  抗日战争前,国立历史博物馆藏的宋版《论衡》残卷一册,(卷十四至卷十七),是元代用牍背纸印的宋刻本,今下落不明。

  甘露味如饴,王者太平之应则降。

  《论衡》三十卷清乾隆年间《四库全书》抄本。

  入州为从事。《自纪篇》。

  零陵生芝草五本。《恢国篇》、《验符篇》。

  观天子临辟雍,作《六儒论》。袁山松《后汉书》。

  宋王尧臣《崇文总目·杂家》:《论衡》三十卷,王充撰。

  舂者以杵捣臼,杵臼鼓动地,动地临池水,河水震荡。

  《论衡》三十卷日本宽延三年(1750年)东京若山屋喜古卫门刊本(据明黄嘉惠校刊本刻),北京图书馆藏。

  冯憬远《浅谈王充宇宙观的几个问题——再答周桂钿同志》(《郑州大学学报》,1983年4月,第69期。)

  赵希全《论王充的充满理性精神的道德规范论》(《牡丹江师院学报》,1990年,第3期。)

  按:《章帝纪》,建初四年,甘露降泉陵、洮阳二县。

  明杨士奇《文渊阁书目·子杂》:王充《论衡》。(一部七册缺;一部十册残缺)。

  《论衡》三十卷清乾隆五十七年金溪王谟《增订汉魏丛书》本。

  光武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充二十三岁。

  明帝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充四十八岁。

  《论衡》1932年上海启智书局再版标点本。

  《文献通考·经籍考》四一子杂家《论衡》韩性《论衡序》黄瑜《双槐岁钞》卷六《论衡》谢肇浙《文海披沙》卷一《论衡相背》、《汉时四讳》沈云楫《论衡序》(程荣本《汉魏丛书》。)

  杨璇为零陵太守时,桂阳贼起。璇乃制马车数十乘,以囊盛石灰于车上。及会战,从风扬灰向贼阵,因鸣鼓击贼,大破之。

  《论衡》三十卷明钱震泷刻本。

  (见《事类赋》卷一。张衡《灵宪》、《淮南子·览冥训》亦有此文。)世人固有身瘠而志立,体小而名高者。于圣则否。是以尧眉八采,舜目重瞳,禹耳参漏,文王四乳。然则世亦有四乳者,此则驽马一毛似骥耳。(见《太平御览七三一。《长短经》卷一《察相》第六亦见此文。《艺文类聚》卷七五引作陈王曹植《相论》。)

  郑如心《王充的哲学思想与汉代的生物学》(《齐鲁学刊》,1982年,第4期。)

  章帝建初五年(公元80年),充五十四岁。

  内虽异行,外犹俱转。

  永元中,病卒于家。《后汉书·王充传》。

  (见《意林》卷三。疑出《效力篇》。)

  (见《意林》卷三。疑出《乱龙篇》。)

  《论衡》三十卷1925年上海涵芬楼影印明万历年间程荣刻《汉魏丛书》本。

  岁遭气运,谷颇不登。《宣汉篇》。

  手书既成,辞师,受《论语》、《尚书》,日讽千字。《自纪篇》。

  周桂钿《王充效验论探索——小评台湾学者对王充的研究》(《学术研究》,1988年,第5期。)

  土龙之事,何得不能致雨?刘子骏、董仲舒说龙不尽,乱龙者,乱有终也。

  徙家辟难,诣扬州部丹阳、九江、庐江。《自纪篇》。

  吴光《王充学说的根本特点——“实事疾妄”》(《学术月刊》,1983年6月16日。)

  (见《太平御览》卷七六二。疑出《招致篇》。)

  按:《章帝纪》,建初三年,零陵献芝草。

  龙若遁逃在树中,为天所取,则非神也。若必有神,则不应有龙肝豹胎。(见《意林》卷三。疑出《龙虚篇》。)

  周桂钿《王充性命论探讨》(《北师大学报》,1984年3月,第55期。)王生平《王充和董仲舒针锋相对吗?》(《社会科学辑刊》,1984年3月,第32期。)

  按《虞廷传》,事在永平八年。

  刘知几《史通·序传》、《史通·惑经》、《史通·自叙》韩愈《后汉三贤传》(《韩文公集》。)《晋书·天文志》《隋书·天文志》《旧唐书·吕才传》杨文昌《论衡序》晏殊《列子有力命、王充〈论衡〉有命禄,极言必定之致,览之有感》(《宋文■》卷十五。)

  方立天《王充的战斗精神——读〈论衡〉》(人民日报,1981年1月22日,第5版。)

  钱谦益辑《绛云楼书目·子杂》:《论衡》三十卷,王充撰。

  按:《光武纪》,中元元年冬,起明堂辟雍。《明帝纪》,永平元年冬十月,幸辟雍。《翟辅传》,辅上言:“光武初兴,起太学,博士舍内外讲堂,诸生横卷,为海内所集。明帝时,辟雍始成,欲毁太学。太尉赵熹以为,太学辟雍,皆宜兼存,故并传至今。”据此,则辟雍起于光武,成于明帝,则此“观天子临辟雍”,当为明帝时事,故志于此。东海相宗叔庠广召幽隐。《程材篇》。

  比来水旱饥馑,加有军旅。司马彪《续汉书》(《御览》九二),载永平四年诏。明帝永平五年(公元62年),充三十六岁。

  幽居而静处,恬澹自守。

  日月五星随天而西移,行迟天耳。譬若磑石之行蚁,蚁行迟,磑转疾。

  光武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充十岁。

  黄开国《王充元气自然论简析》(《浙江学刊》,1985年1月,第75期。)

  (见《太平御览》卷七六二。疑出《招致篇》。)

  蒋祖怡《〈论衡〉篇数考》(《中华文史论丛》第二辑,1962年11月。)萌芽《评王充的〈实知〉、〈知实〉》(《中山大学学报》(哲社版)》,1975年第1期。)

  (见《意林》卷三。疑出《谈天篇》。)

  章士钊《答张九如书》(《甲寅周刊》1914年第一卷41号。)

  章帝建初六年(公元81年),充五十五岁。

  按酒味从酸,东方木,其味酸,故酒湛溢。

  光武建武四年(公元28年),充二岁。

  (见《太平御览》卷八七三、《合璧事类》卷十。疑出《验符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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