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利国际官网登录 永利古典文学 孙中山之《建国大纲及宣言》

孙中山之《建国大纲及宣言》

  齐燮元坐镇南京,不必如洛吴之驰驱于戎马之中,而其地位日隆,乃与洛吴相埒,为直系三大势力之一(吴佩孚、冯玉祥、齐燮元),亦可谓天之骄子矣。乃又欲鲸吞浙江,以扩展其武力,又欲当选副座,以增高其地位,野心之大,可为盛矣。洛吴既察知其隐而故作联卢之计,以妨碍其进行,齐既愤激而欲出于辞职,吴又饵之以副座,始得保江、浙之和平。齐之贪鄙粗陋,令人失笑,然吴氏所为,亦非根本办法,故不久而江浙之战,仍不能免。世亦安有交不以诚,而能持之久远也哉?

    自辛亥革命以至于今日,所获得者,仅中华民国之名。国家利益方面,既未能使中国进于国际平等地位。国民利益方面,则政治经济牵牵诸端无所进步,而分崩离析之祸,且与日俱深。穷其至此之由,与所以求济之之道,诚今日当务之急也。夫革命之目的,在于实行三民主义。而三民主义之实行,必有其方法与步骤。三民主义能及影响于人民,使人民蒙其幸福与否,端在其实行之方法与步骤如何。文有见于此,故于辛亥革命以前,一方面提倡三民主义,一方面规定实行主义之方法与步骤。分革命建设为军政、训政、宪政三时期。期于循序渐进,以完成革命之工作。辛亥革命以前,每起一次革命,即以主义与建设程序宣布于天下,以期同志暨国民之相与了解。辛亥之役,数月以内即推倒四千余年之君主专制政体,暨二百六十余年之满洲征服阶级,其破坏之力不可谓不巨。然至于今日,三民主义之实行犹茫乎未有端绪者,则以破坏之后,初未尝依预定之程序以为建设也。盖不经军政时代,则反革命之势力无由扫荡。而革命之主义亦无由宣传于群众,以得其同情与信仰。不经训政时代,则大多数之人民久经束缚,虽骤被解放,初不了知其活动之方式,非墨守其放弃责任之故习,即为人利用陷于反革命而不自知。前者之大病在革命之破坏不能了彻,后者之大病,在革命之建设不能进行。辛亥之役,汲汲于制定临时约法,以为可以为民国之基础,而不知乃适得其反。论者见临时约法施行之后,不能有益于民国,甚至并临时约法之本身效力,亦已消失无余,则纷纷然议临时约法之未善,且斤斤然从事于宪法之制定,以为藉此可以救临时约法之穷。曾不知症结所在,非由于临时约法之未善,乃由于未经军政、训政两时期,而即入于宪政。试观元年临时约法颁布以后,反革命之势力,不惟不因以消灭,反得凭藉之以肆其恶,终且取临时约法而毁之。而大多数人民对于临时约法,初未曾计及于本身利害何若?闻有毁法者不加怒,闻有护法者亦不加喜。可知未经军政、训政两时期,临时约法决不能发生效力。夫元年以后,所恃以维持民国者,惟有临时约法。而临时约法之无效如此,则纲纪荡然,祸乱相等,又何足怪。本政府有鉴于此,以为今后之革命,当赓续辛亥未完之绪,而力矫其失。即今后之革命,不但当用力于破坏,尤当用力于建设,且当规定其不可逾越之程序。爰本此意,制定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二十五条,以为今后革命之典型。建国大纲第一条至第四条,宣布革命之主义及其内容。第五条以下,则为实行之方法与步骤。其在第六、七两条,标明军政时期之宗旨,务扫除反革命之势力,宣传革命之主义。其在第八条至第十八条标明训政时期之宗旨,务指导人民从事于革命建设之进行。先以县为自治之单位,于一县之内,努力于除旧布新,以深植人民权力之基本,然后扩而充之,以及于省。如是则所谓自治,始为真正之人民自治,异于伪托自治之名,以行其割据之实者。而地方自治已成,则国家组织始臻完密,人民亦可本其地方上之政治训练以与闻国政矣。其在第十九条以下,则由训政遁嬗于宪政所必备之条件与程序。综括言之,则建国大纲者,以扫除障碍为开始。以完成建设为依归,所谓本末先后,秩然不紊者也。夫革命为非常之破坏,故不可无非常之建设以继之。积十三年痛苦之经验,当知所谓人民权利与人民幸福,当务其实,不当徒袭其名。倘能依建国大纲以行,则军政时期已能肃清反侧。训政时代,已能扶植民治。虽无宪政之名,而人民所得权利与幸福,已非藉口宪法而行专政者
    所可同日而语。且由此以至宪政时期,所历者皆为坦途,无颠蹶之虑;为民国计为国民计,莫善于此。本政府郑重宣布:今后革命势力所及之地,凡承本政府之号令者,即当以实行建国大纲为唯一之职任。
  

  

  却说吴佩孚因老洋人已死,豫境内已无反动势力,便专意计划江、浙、四川、广东各方面的发展。正在冥思苦索,忽见张其锽和白坚武连翩而入,手里拿着些文书,放在吴佩孚的写字桌上。吴佩孚看上面的一页写道:
  江浙和平公约。
  一、两省人民,因江、浙军民长官,同有保境安民之表示,但尚无具体之公约,特仿前清东南互保成案,请双方订约签字,脱离军事漩涡。
  二、两省军民长官,对于两省境内保持和平,凡足以引起军事行动之政治运动,双方须避免之。
  三、两省辖境,军队换防之事,足以引起人之惊疑者,须防止之。两省以外客军,如有侵入两省或通过事情,由当事之省,负防止之责任,为精神上之互助。
  四、两省当局,应将此约通告各领事,对于外侨任保护之责。凡租界内足以引起军事行动之政治问题,及为保境安民之障碍者,均一律避免之。
  五、此项草约,经江、浙两省军民长官之同意签字后,由两省绅商宣布之。
  吴佩孚道:“这是八月二十日订立的江浙和平公约,好记性。过去得很久了,还拿来做什么?”白坚武道:“近来浙、皖也订立了和平公约,所以顺便带这个来给大帅参考的。”吴佩孚道:“浙皖和约的原文,也在这里么?”二人点头说是。他一面问,一面早已把江浙和平公约拿过一边,发见了浙皖和平公约。吴佩孚看那公约上面写道:
  一、皖、浙两省,因时局不靖,谣言纷起,两省军民长官同有保境安民之表示,但尚无具体之公约,仍不足以镇定人心,爰请两省军民长官,俯从民意,仿照江浙和平公约成案,签订公约,保持两省和平。
  二、皖、浙两省辖境毗连之处,所属军队,各仍驻原防,保卫地方,免生误会。
  三、皖、浙两省长官负责,不令客军侵入,或驻扎两省区域,防止引起纠纷。
  四、此项公约,经皖、浙两省军民长官之同意,签字盖印后,由两省绅商,公证宣布,以昭郑重。
  吴佩孚看完,点头道:“很好。浙江方面,果然能够和平解决,在我的计划上,反比较的有利。”张其锽道:“话虽如此,人心难测,到底还要准备才好。”吴佩孚点头,想了一会,忽然说道:“别的都不打紧,只有财政上真没办法了。光是关税,又不够用。”语意未完。白坚武道:“法国公使命汇理银行扣留盐余这回事情,偏又凑在这时候,要是这笔款子能够放还,倒还可抵得一批正用。”吴佩孚听了这话,忽然回过头来,向张其锽道:“这件事情,说起来,却不能不怪颜骏人颜惠庆字。太颟顸了。”颜氏良心不坏,而办事毫无识力,谥之曰颟顸,可谓确当不移。张其锽愕然不解。吴佩孚诧异道:“你还不知道这件事的始末原由吗?”不是张其锽不知道,究是作者恐读者不知道耳。张其锽道:“法使所以扣留盐余,不是为着要求我国以金佛郎偿还庚子赔款吗?但是这件事和骏人有什么相干?”此乃作者代读者问耳,非张其锽真有此问也。吴佩孚笑道:“原来你真没知道金佛郎案的内容么?这件事的起因,远在前年六月,十一年六月二十一日。法使傅乐猷因为本国的佛郎价格低落,公函外部,请此后付给庚款,改用美国金元,并不曾说什么金佛郎。这种请求,本来可以立刻驳回的,不料这位颜老先生,也并不考量,爽爽快快的便转达财部。真是颟顸。华府会议时,王宠惠大发牢骚,顾维钧亦觉棘手,独施肇基抱乐观,与颜如一鼻孔出气,可发一笑。直等到法使自己懊悔抛弃国币而用美国的金元,未免太不留国家颜面,自己撤回,才又转达财部,岂不可笑?”张其锽笑道:“这位老先生真太糊涂了。这种事情,如何考量也不考量,便马马虎虎,会替他转达财部的。难道他得了法使什么好处不成?好在是他,平日还算廉洁,要是不然,我真要疑心他受贿了。”颜但昏瞆耳,受贿之事,可必其无。白坚武笑道:“谁都知道,中国的外交家是怕外国人,这种小小的事情,岂有不奉承之理?”设无南方对峙,国民监督,中国四万万人民,恐将被外交家所断送,岂但奉承小事?张其锽道:“但这是金元问题,并不是金佛郎问题,这事情又是怎么变过来的?”吴佩孚道:“说起这话来,却更可气可笑。法使当时撤回的时候,原已预备混赖,所以在撤回的原文上说,对于该问题深加研究之后,以为历来关于该项帐目所用之币,实无变易之必要,是以特将关于以金元代金佛郎之提议,即此撤回。这几句话,便轻轻把金元案移到金佛郎案身上去了。我国人旧称外人曰洋鬼子,其殆谓其刁狡如鬼乎?观此事刁狡不讲信义,岂复类人?偏这位颜老先生又是一味马马虎虎的,不即据理驳回,所以酿成了这次交涉,岂非胡闹?”张其锽笑道:“颜骏老是老实人,哪里知道别人在几个字眼儿上算计他的。”吴佩孚、白坚武俱各微微一笑。微微一笑,笑颜之无用,堪当此老实人三字之美号也。张其锽吸着了一支卷烟,呆看吴佩孚翻阅公事,白坚武坐在旁边,如有所思的,静静儿的也不说话。半晌,张其锽喷了口烟,把卷烟头丢在痰盂里道:“让我来算一算,现在中国欠法国的赔款,还有三万九千一百多万佛郎,若是折合规元,只要五千万元就够了,若是换金佛郎,一元只有三佛郎不到,若是折合起来算,啊呀,了不得,还要一亿五千万光景呢。假使承认了,岂不要吃亏一万万元。更有意、比等国,若再援例要求,那可不得了了。”真是不得了了。白坚武笑道:“好在还没承认呢,你着什么忙?”张其锽道:“虽没承认,承认之期,恐怕也不远了。”白坚武笑问:“你怎么知道不远?”是故意问,不是真问。张其锽道:“我前日听说中法银行里的董事买办们,说起几句。老实说,这些董事买办,也就是我们贵国的政治上的大人先生,他们听得法使要等中国承认,方准中法复业,还不上劲进行,好从中捞摸些油水吗?他们可不象我们这么呆,以前教育界里的人,反对得很厉害,现在这些大人先生们,已经和法使商量好了,每年划出一百万金佛郎,作为中、法间教育费。教育界有了实利,恐怕也不来多话了。”白坚武方要回答,吴佩孚突然回头问张其锽道:“你这话可真?”张其锽道:“本来早已秘密办好的,大约是从今年起,关平银一再,折合三佛郎七十生丁,不照纸佛郎的价格算,也不承认金佛郎之名。后来因为吴大头要倒阁,利用金佛郎案子,攻击老高,老高才慌了,教外部驳回的。这不过一时的局面,长久下去,怎有个不承认的?恐怕不出今年,这案子必然解决咧。”吴佩孚把笔向桌上一放,很生气道:“这真是胡闹极了。要是这案子一承认,中央不是又要减少许多收入了吗?照现在的样子,军费还嫌不够,你看他单单注意军费。再经得起这般折耗吗?”白坚武忙走近一步,在吴佩孚耳边,低低说了几句。吴佩孚轻轻哼了一声,便依旧批阅公事,不再说话了。葫芦提得妙。张其锽心疑,怔怔的看着白坚武,白坚武只是向他笑着摇头。张其锽不便再问,只好闷在心头,刚想出去时,吴佩孚忽然又拿起一个电报,交给张其锽道:“你看!齐抚万这人,多么不漂亮,这电报究竟是什么意思?”张其锽慌忙接过观看,白坚武也过来同看,那原电的内容,大略道:
  浙卢之联奉反直,为国人所共知,长予优容,终为直害,故燮元主张急加剪除者,为此也。我兄既标尊段之名,复定联卢之计,诚恐段不可尊,卢不得联,终至贻误大局,消灭直系,此燮元所忧心悄悄、不敢暂忘者也。子产云:“栋折榱崩,侨将压焉。”我兄国家之栋,燮元倘有所见,敢不尽言。倘必欲联卢,请先去弟,以贯彻我兄之计。弟在,不但为兄联卢之阻力,且弟亦不忍见直系之终灭也。君必欲灭卢,窃恐卢虽可灭,而直系亦终不能不破耳。
  张其锽看完,把电报仍旧放在吴佩孚的桌子上,道:“抚万齐燮元字。也未免太多心了。”白坚武道:“他倒不是多心,恐怕是为着已在口中的食品,被大帅搁上了,咽不下嘴去,有些抱怨哩。”便不被大帅搁住,轻易也不见得就吞得下。吴佩孚道:“这件事,他实在太不谅解我了。同是直派的人,他的实力扩张,就是直系实力的扩张,难道我还去妨碍他!看他只知有直系,不知有国家。至于我,本来抱着武力统一的主张,岂有不想削平东南之理?先说本心要削平。只为东北奉张,西南各省,都未定妥,所以不愿再结怨于浙卢,多树一个敌人。次说不欲即时动武的本心,是主。再则国民因我们频年动武,都疑我黩武,不替人民造福,所以我又立定主张,比奉、粤为烂肉,不可不除,比东南为肌肤,不可不护。这却一半是好听说话。三则上海为全国商务中心,外商云集,万一发生交涉,外交上必受重大损失,所以不能不重加考量。这几句,又是实在原因。抚万不谅我的苦衷,倒反疑心我妒嫉他,岂不可叹?”张其锽道:“现在东南的问题,还不只抚万一人哩。福建方面,馨远也不是跃跃欲动吗?”白坚武道:“假使抚万不动,料他也决不敢动。”料杀孙传芳也。张其锽道:“现在大帅主张怎么办?”吴佩孚道:“你先照我刚才所说的话,复一个电报给他,再派吴毓麟去替我解释一番罢。”张其锽领命草好了一个电报,恰巧吴毓麟匆匆的进来,白坚武见他很有些着紧的样子,便问他什么事?吴毓麟道:“有一样东西,要送给大帅看。”吴佩孚听了这话,忙回头问什么东西?吴毓麟不慌不忙的掏出几张信笺,上面都写满了字,递给吴佩孚。吴佩孚看道:
  自辛亥革命,以至于今日,所获得者,仅中华民国之名。国家利益方面,既未能使中国进于国际平等地位,国民利益方面,则政治经济,荦荦诸端,无所进步,而分崩离析之祸,且与日俱深。穷其至此之由,与所以救济之道,诚今日当务之急也。夫革命之目的,在于实行三民主义,而三民主义之实行,必有其方法与步骤。三民主义能影响及于人民,俾人民蒙其幸福与否,端在其实行之方法与步骤如何。文有见于此,故于辛亥革命以前,一方面提倡三民主义,一方面规定实行主义之方法与步骤,分革命建设为军政、训政、宪政三时期,期于循序渐进以完成革命之工作。辛亥革命以前,每起一次革命,即以主义与建设程序,宣布于天下,以期同志暨国民之相与了解。辛亥之役,数月以内,即推倒四千余年之君主专制政体,暨二百六十余年之满洲征服阶级。其破坏之力,不可谓不巨。然至于今日,三民主义之实行,犹茫乎未有端绪者,则以破坏之后,初未尝依预定之程序以为建设也。盖不经军政时期,则反革命之势力,无由扫荡,而革命之主义,亦无由宣传于群众,以得其同情与信仰。不经训政时期,则大多数之人民,久经束缚,虽骤被解放,初不瞭知其活动之方式,非墨守其放弃责任之故习,即为人利用,陷于反革命而不自知。前者之大病,在革命之破坏,不能了彻,后者之大病,在革命之建设,不能进行。辛亥之役,汲汲于制定《临时约法》,以为可以奠民国之基础,而不知乃适得其反。论者见《临时约法》施行之后,不能有益于民国,甚至并《临时约法》之本身效力,亦已消失无余,则纷纷然议《临时约法》之未善,且斤斤然从事于宪法之制定,以为借可救《临时约法》之穷。曾不知症结所在,非由于《临时约法》
  之未善,乃由于未经军政、训政两时期而即入于宪政。试观元年《临时约法》颁布以后,反革命之势力,不惟不因以消灭,反得凭借之以肆其恶,终且取《临时约法》而毁之。而大多数人民,对于《临时约法》,初未曾计及其于本身利害何若。闻有毁法者,不加怒,闻有护法者,亦不加喜,可知未经军政、训政两时期,《临时约法》决不能发生效力。夫元年以后,所恃以维持民国者惟有《临时约法》,而《临时约法》之无效如此,则纲纪荡然,祸乱相寻,又何足怪?本政府有鉴于此,以为今后之革命,当赓续辛亥未完之绪,而力矫其失,而今后之革命,不但当用力于破坏,尤当用力于建设,且当规定其不可逾越之程序。爰本此意,制定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二十五条,以为今后革命之典型。建国大纲第一条至第四条,宣布革命之主义及其内容。第五条以下,则为实行之方法与步骤。其在第六、七两条标明军政时期之宗旨,务扫除反革命之势力,宣传革命之主义。其在第八至第十八条,标明训政时期之宗旨,务指导人民从事于革命建设进行。先以县为自治之单位,于一县之内,努力于除旧布新,以深植人民权力之基本,然后扩而充之,以及于省,如是则可谓自治,始为真正之人民自治,异于伪托自治之名,以行其割据之实者。而地方自治已成,则国家组织,始臻完密,人民亦可本其地方上之政治训练,以与闻国政矣。其在第十九条以下,则由训政递嬗于宪政所必备之条件与程序。综括言之,则建国大纲者,以扫除障碍为开始,以完成建设为归依。所谓本末先后,秩然不紊者也。夫革命为非常之破坏,故不可无非常之建设以继之。积十三年痛苦之经验,当知所谓人民权利,与人民幸福,当务其实,不当徒袭其名。倘能依建国大纲以行,则军政时代,已能肃清反侧,训政时代,已能扶植民治,虽无宪政之名,而人民所得权利与幸福,已非借宪法而行专政者,所可同日而语。且由此以至宪政时期,所历者皆为坦途,无颠蹶之虑。为民国计,为国民计,莫善于此。本政府郑重宣布,今后革命势力所及之地,凡秉承本政府之号令者,即当以实行建国大纲为唯一之职任。兹将建国大纲二十五条并列如左:
  一、国民政府本革命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建设中华民国。
  二、建设之首要在民生,故对于全国人民之食、衣、住、行四大需要,政府当与人民协力,共谋农业之发展以足民食,共谋织造之发展以裕民衣,建筑大计划之各式屋舍以乐民居,修治道路运河,以利民行。
  三、其次为民权,故对于人民之政治知识能力,政府当训导之,以行使其选举权,行使其罢官权,行使其创制权,行使其复决权。
  四、其三为民族,故对于国内之弱小民族,政府当扶植之,使之能自决、自治。对于国外之侵略强权,政府当抵御之。并同时修改各国条约,以恢复我国际平等,国家独立。
  五、建设之程序,分为三期:一曰军政时期,二曰训政时期,三曰宪政时期。
  六、在军政时期,一切制度悉隶于军政之下,政府一面用兵力以扫除国内之障碍,一面宣传主义以开化全国之人心,而促进国家之统一。
  七、凡一省完全底定之日,则为训政开始之时,而军政停止之日。
  八、在训政时期,政府当派曾经训练考试合格之员,到各县协助人民筹备自治。其程度以全县人口调查清楚,全县土地测量完竣,全县警卫办理妥善,四境纵横之道路修筑成功,而其人民曾受四权使用之训练,而完毕其国民之义务,誓行革命之主义者,得选举县官,以执行一县之政事,得选举议员,以议立一县之法律,始成为一完全自治之县。
  九、一完全自治之县,其国民有直接选举官员之权,有直接罢免官员之权,有直接创制法律之权,有直接复决法律之权。
  十、每县开创自治之时,必须先规定全县私有土地之价,其法由地主自报之。地方政府则照价征税,并可随时照价收买。自此次报价之后,若土地因政治之改良,社会之进步,而增价者,则其利益当为全县人民所共享,而原主不得而私之。
  十一、土地之岁收,地价之增益,公地之生产,山林川泽之息,矿产水力之利,旨为地方政府之所有,而用以经营地方人民之事业,及育幼、养老、济贫、救灾、医病,与夫种种公共之需。
  十二、各县之天然富源,与极大规模之工商事业,本县之资力,不能发展与兴办,而须外资乃能经营者,当由中央政府为之协助。而所获之纯利,中央与地方政府,各占其半。
  十三、各县对于中央政府之负担,当以每县之岁收百分之几为中央岁费,每年由国民代表定之。其限度不得少于百分之十,不得加于百分之五十。
  十四、每县地方自治政府成立之后,得选国民代表一员,以组织代表会,参预中央政事。
  十五、凡候选及任命官员,无论中央与地方,皆须经中央考试、铨定资格者乃可。
  十六、凡一省全数之县,皆达完全自治者,则为宪政开始时期。国民代表会得选举省长,为本省自治之监督。至于该省内之国家行政,则省长受中央之指挥。
  十七、在此时期,中央与省之权限,采均权制度。凡事务有全国一致之性质者,划归中央,有因地制宜之性质者,划归地方,不偏于中央集权,或地方分权。
  十八、县为自治之单位,省立于中央与县之间,以收联络之效。
  十九、在宪政开始时期,中央政府当完全设立五院,以试行五权之法。其序列如下:曰行政院,曰立法院,曰司法院,曰考试院,曰监察院。
  二十、行政院暂设如下各部:一内政部,二外交部,三军政部,四财政部,五农矿部,六工商部,七教育部,八交通部。
  二十一、宪法未颁布以前,各院长皆归总统任免而督率之。
  二十二、宪法草案,当本于建国大纲,及训政宪政两时期之成绩,由立法院议订,随时宣传于民众,以备到时采择施行。
  二十三、全国有过半数省分达至宪政开始时期,即全省之地方自治完全成立时期,则开国民大会决定宪法而颁布之。
  二十四、宪法颁布之后,中央统治权则归于国民大会行使之。即国民大会对于中央政府官员,有选举权,有罢免权;对于中央法律,有创制权,有复决权。
  二十五、宪法颁布之日,即为宪政告成之时,而全国国民则依宪法行全国大选举,国民政府则于选举完毕之后三个月解职,而授政于民选之政府,是为建国之大功告成。
  吴佩孚看完道:“这东西,你从哪里得来的?”吴毓麟道:“我有个香港朋友,用电报拍给我的,我怕大帅还不曾知道,因此急急的抄了,送给大帅看。”吴佩孚道:“前此也听善堂约略说过,点前回马济。但那时还不过一句空话,现在可已经实行了吗?”吴毓麟道:“这个原电,并不曾说清楚,我也不敢悬揣,以我的猜度,只怕还在进行中罢。”如此关连上文,天衣无缝。吴佩孚道:“这却不去管他,我现在要派你到南京去一趟,你愿意吗?”吴毓麟笑道:“大帅肯派我做事,就是看得起我,哪有不去的道理?只不知有什么事要做?”吴佩孚便将齐燮元的来电,给他看了一遍,一面又将自己的意思,说给他听。吴毓麟笑道:“他现想做副总统哩。论理,这地位谁敢和大帅争夺,论功劳名誉,谁赶得上大帅。二则全国的人心,也只属望大帅一人,他也要和大帅争夺,岂不是笑话?”马屁拍得十足,而言词十分平淡,不由秀才不入彀中。吴佩孚忍不住也一笑,果然入了彀中。说道:“我也不想做什么副总统。他要做,自己做去就得了,我和他争些什么。前几日,有人竭力向我游说,想是几个议员。说怎样怎样崇拜我,此次非选举我为副座不可,我当时就回答他们说:你们要选举副座,是你们的职权,可见确是几个议员。很可以依法做去,不必来征求我什么同意。敷衍话。至于我自己,资格本领,都够不上,也不想做。绝其献媚之路,敷衍之意甚显。老实说一句,现够得上当选资格的,也只有卢永祥一人。明是推崇一卢永祥,暗地里是骂尽齐燮元一批人。但是该选举哪个,也是国会的专有权,我也不愿多话。总而言之,我在原则上总推重国会,国会倘然要选举副座,我决不反对就是咧。”全是敷衍之语。吴毓麟拍手笑道:“怪道他们在北京都兴高采烈的,说大帅推重国会呢,原来还有这么一回事咧。大帅虽然推崇卢子嘉,但以我的目光看来,子嘉资格虽老,倘以有功于国为标准,却和大帅不可同日语。平心而论,没有卢永祥,在国家并没什么影响,没有大帅,只怕好好一个中国,便有大帅,在中国也不见得好好。要乱得土匪窝似的,早经外人灭亡了呢。这帽子比灰篓更高了。大帅有了这样的功劳地位,反存退让之心,可见度量的宏大,便一千个子嘉,卢永祥字。一万个抚万,也赶不上了。”肉麻之至。吴佩孚笑道:“太过誉了,不敢当,不敢当。”其辞若伪谦,而实深喜之也。吴毓麟道:“但是照我的愚见,大帅不可过谦,失了全国人民属望之心。”吴佩孚笑而不答,笑而不答者,笑吴毓麟之不识风头也。倒弄得吴毓麟怀疑不解,因又改口道:“万一大帅定要让给子嘉,我此次到南京去,就劝抚万休了这条心,免得将来又多增一件纠纷咧。”却也试探得不着痕迹。吴佩孚微笑道:“你就再许给他又打甚紧,谁该做副总统,谁不该做副总统,难道我们一两个人,自己可以支配的吗?”此情理中话也,出之以微笑,则尚有深意存焉。说着,又回顾张其锽、白坚武道:“你看!这话对吗?”白坚武、张其锽正听得出神,忽见吴佩孚问他,忙笑回道:“大帅的话,怎的有差?如果一两个人可以支配,还配称做民主国家吗?”此时也不见得可称为民主国家。虽不直接支配,也逃不了间接支配。吴毓麟听了这话,不知理会处,只得也笑了一笑,忙道:“既如此说,我怎么可以答应他呢?”吴佩孚笑道:“你答应了他,岂不容易讲话吗?”众人听了,都笑起来。当下吴佩孚又教了他许多说话,吴毓麟一一领命。
  次日便带了吴佩孚亲笔手书,到南京来见齐燮元。那时齐燮元正因吴佩孚阻碍他并吞浙江,十分怨恨,一见吴毓麟,便大发牢骚。吴毓麟再三解释,齐燮元的怒气稍解,才问吴帅有什么话?吴毓麟先拿出吴佩孚的信来,齐燮元看那信道:
  复电计达。浙卢非不可讨,但以东南为财赋之区,又为外商辐辏之地,万一发生战争,必致影响外交,务希我兄相忍为国,俟有机可图,讨之未晚。其余一切下情,俱请代表转达。
  齐燮元看完,冷笑道:“子玉这话,说得太好听了,委实叫我难信。”好话不信,想以为当今军阀中无此好人耳。吴毓麟道:“这是实情,并非虚话,抚帅切弗误会!”齐燮元道:“如何是实情?”吴毓麟道:“若在从前时候,外交上的事件,自有中央负责,不但玉帅可以不管,就是抚帅也无费心之必要。政府里外交办得好,不必说,假如我们认为不满意时,还可攻击责备。现在可大不同了,首当其冲的大总统,就是我们的老帅,老帅的地位动摇,我们全部的势力,随之牵动。在这时候,不但我们自己,不要招些国际交涉,就是别人要制造这种交涉,抚帅、玉帅,也还要禁止他呢。果然不错,果然动听,我们怕曹锟发生国际交涉耳,岂怕中国政府发生国际交涉哉?我临动身的时候,玉帅再三和我说,抚帅是个绝顶聪明的人物,这种地方,并非见不到,只因和浙江太贴紧,眼看着浙江反对我们的现象,深恐遗害将来,所以想忍痛一击,不比我们离北京近,离浙江远,只知道外交上困难的情形,不知道浙江跋扈形状,到底怎样,还得让抚帅斟酌,抚帅自能见得到的。”此一段言语,真乃妙绝,虽随何复生,陆贾再世,不能过也,宜乎抚万之怒气全释矣。说着,又走近几步,悄悄的笑道:“还有一件事,也要和抚帅商量的,就是现在的副座问题,我在洛阳时,曾用话试探玉帅,看玉帅的意思,虽然也有些活动,妙妙。如言其毫无此意,齐氏反不肯信矣。但如抚帅也要进行,他不但决不竞争,而且情愿替抚帅拉拢。抚帅雄才大略,物望攸归,此事既有可图,自应从速努力。如抚帅有命,定当晋京效劳。”又妙。不但替吴氏解释也,而且替自己浇上麻油矣。齐燮元此时颜色本已十分和平,听他这样说,便道:“这个,我如何可以越过玉帅前面去的,还是请玉帅进行罢。”尚不深信也。吴毓麟笑道:“有好多人都这样劝他呢。可是他却志不在此,一句也不肯听。我看他既有此盛意,抚帅倒不要推却,使他过意不去。再则别人不知抚帅谦让真心,倒说有心和他生分了。”又妙又妙,使他深信不疑,不至再推托。齐燮元笑道:一笑字,已解释许多误会。“这样说,我倒不好再说了。吾兄回洛时,请代为致意玉帅,彼此知己,决不因小事生分。浙江的事情,也全听他主持,只要他有命令,我决没有第二句话。”大功告成了。吴毓麟笑道:“玉帅不过贡献些意见罢了。一切事情,当然还要抚帅主持。”齐燮元大笑。吴毓麟回洛以后,齐燮元便把攻浙的念头,完全打消了。正是:
  副选欲酬贪鄙志,称雄暂按虎狼心。
  未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何为宪政?按照美国当代知名政治学学者斯科特·戈登的话说,宪政就是“通过政治权力的多元分配从而控制国家的强制力量的政治制度。”[8]
另外,也有学者直接指出过,宪政主义也就是自由主义。[9]
笔者认为,虽然侧重点不同,以上对于宪政和宪政主义的言说都正确。运用这些定义来考察胡适的国家政治体制思想的话,它们大体上能涵盖其的一生。除了自美国留学归来的不长一段时间之外,胡适对于在中国建立宪政主义国家政治体制的诉求,可以说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矢志不渝,终生对之都是孜孜追求的。在此,我们不妨以他的与丁文江等创办“努力会”(后改称努力社)与出版《努力周报》、力倡“好政府主义”,在《新月》杂志上发表为国人争人权与约法前提下的法治的系列文章,创办“独立评论社”并出版《独立评论》周刊、开展民主建国的讨论,国民党在大陆的政权就要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用武力推翻前夕的1948年,其发表一系列以自由主义为题的演说与文章,以及他晚年仍力争言论自由、仍主张在台湾建立反对党的几个历史事件为重点,对之作一考察。

    民国十三年四月十二日

  胡适在该文章中写道,“我们姑且让一步,姑且承认共和是要训练的。但我们要问,宪法与训练有什么不能相容之点?为什么训政时期不可以有宪法?为什么宪法之下不能训政?在我们浅学的人看来,宪政之下正可以做训导人民的工作;而没有宪法或约法,则训政只是专制,决不能训练人民走上民主的路。”[15]
以上这段话中,胡适为强调自己的观点在“没有宪法或约法,则训政只是专制,决不能训练人民走上民主的路”一句话的每一字下都加了着重号。

    制定建国大纲宣言

  

    国民政府建国大纲

  

    一、国民政府本革命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建设中华民国。
    二、建设之首要在民生。故对于全国人民之食、衣、住、行四大需要,政府当与人民协力,共谋农业之发展,以足民食;共谋织造之发展,以裕民衣;建筑大计划之各式屋舍,以乐民居;修治道路、运河,以利民行。
    三、其次为民权。对于人民之政治知识、能力,政府当训导之,以行使其选举权,行使其罢官权,行使其创制权。
    四、其三为民族。故对于国内之弱小民族,政府当扶植之,使之能自决自治;对于国外之侵略强权,政府当抵御之。并同时修改各国条约,
    恢复我国际平等,国家独立。
    五、建设之程序分为三期;一曰军政时期;二曰训政时期;三曰宪政时期。
    六、在军政时期,一切制度悉隶于军政之下。政府一面用兵力扫除国内之障碍;一面宣传主义以开化全国之人心,而促进国家之统一。
    七、凡一省完全底定之日,则为训政开始之时,而军政停止之日。
    八、在训政时期,政府当派曾经训练、考试合格之员,到各县协助人民筹备自治。其程度以全县人口调查清楚,全县土地测量完竣,全县警卫办理妥善,四境纵横之道路修筑成功;而其人民曾受四权使用之训练,而完毕其国民之义务,誓行革命之主义者得选举县官,以执行一县之政事;得选举议员,以议立一县之法律,始成为一完全自治之县。
    九、一完全自治之县,其国民有直接选举官员之权,有直接罢免官员之权,有直接创制法律之权,有直接复决法律之权。
    十、每县开创自治之时,必须先规定全县私有土地之价。其法由地主自报之,地方政府则照价征税,并可随时照价收买。自此次报价之后,若土地因政治之改良、社会之进步而增价者,则其利益当为全县人民所共享,而原主不得而私之。
    十一、土地之岁收,地价之增益,公地之生产,山林川泽之息,矿产水力之利,皆为地方政府之所有;而用以经营地方人民之事业,及育幼、养老、济贫,救灾、医病与夫种种公共之需。
    十二、各县之天然富源与及大规模之工商事业,本县之资力不能发展与兴办,而须外资乃能经营者,当由中央政府为之协助;而获之纯利,中央与地方政府各占其半。
    十三、各县对于中央政府之负担,当以每县之岁收百分之几为中央岁费,每年由国民代表定之;其限度不得少于百分之十,不得加于百分之五十。
    十四、每县地方自治政府成立之后,得选国民代表一员,以组织代表会,参预中央政事。
    十五、凡候选及任命官员,无论中央与地方,皆须经中央考试、定资格者乃可。
    十六、凡一省全数之县皆达完全自治者,则为宪政开始时期,国民代表会得选举省长,为本省自治之监督。至于该省内之国家行政,则省长受中央之指挥。
    十七、在此期间,中央与省之权限采均权制度。凡事务有全国一致之性质者,划归中央;有因地制宜之性质者,划归地方;不偏于中央集权或地方分权。
    十八、县为自治之单位,省立于中央与县之间,以收联络之效。
    十九、在宪法开始时期,中央政府当完成设立五院,以试行五权之治。其序列如下:曰行政院;曰立法院;曰司法院;曰考试院;曰监察院。
    二十、行政院暂设如下各部:一、内政部;二、外交部;三、军政部;四、财政部;五、农矿部;六、工商部;七、教育部;八、交通部。
    二十一、宪法未颁布以前,各院长皆归总统任免而督率之。
    二十二、宪法草案当本于建国大纲及训政、宪政时期之成绩,由立法院议订,随时宣传于民众以备到时采择施行。
    二十三、全国有过半数省分达至宪政开始时期,即全省之地方自治完全成立时期,则开国民大会决定宪法而颁布之。
    二四、宪法颁布之后,中央统治权则归于国民大会行使之,即国民大会对于中央政府官员有选举权,有罢免权;对于中央法律有创制权,有复决权。
    二五、宪法颁布之日,即为宪政告成之时,而全国国民则依宪法行全国大选举。国民政府则于选举完毕之后三个月解职,而授政于民选之政府,是为建国之大功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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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胡适一以贯之的宪政主义诉求

  胡适在该文章中接着写道,“我们实在不懂这样一部约法或宪法何以不能和训政同时存在。我们必须明白,宪法的大功用不但在于规定人民的权利,更重要的是规定政府各机关的权限。立一个根本大法,使政府的各机关不得逾越他们的法定权限,使他们不得侵犯人民的权利,——这才是民主政治的训练。程度幼稚的民族,人民固然需要训练,政府也需要训练。人民需要‘入塾读书’,然而蒋介石先生,冯玉祥先生,以至于许多长衫同志和小同志,生平不曾梦见过共和政体是什么样子的,也不可不早日‘入塾读书’罢?”[16]
以上这段话中,胡适为强调自己的观点在每一个字之下加了着重号的部分是“立一个根本大法,使政府的各机关不得逾越他们的法定权限,使他们不得侵犯人民的权利,——这才是民主政治的训练。程度幼稚的民族,人民固然需要训练,政府也需要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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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中国二十世纪上半叶最重要的思想家与学者之一,胡适对当代中国所产生影响是多方面的。除了人们所熟知的其最先揭橥文学革命的大旗之外,他改变中国思想文化问题的言说范式,以及试图开展中国文艺复兴、尝试对中华文明进行“再造”的努力,也都有学者专门著述考察并加以肯定过。[1]
然而,他的另一重要思想——宪政主义国家政治体制思想,作为一个单独的论题,还未有人进行过全面系统而深入的考察。笔者在《论孔孟的国家政治体制思想》一文中指出过,孔子孟子作为入世的思想家而言他们的国家政治体制思想是其其他一切思想的基础。[2]
胡适的思想亦然。在实际上,政治思想是自己其他思想的基础,此点胡适本人生前也曾经间接地“自道”过。比如,他1948年10月5日在为武昌公教人员作的演讲《自由主义与中国》中就强调指出,“中国历代自由最大的失败,就是只注意思想言论学术的自由,忽略了政治的自由”,所以中国才脱不去专制的政治枷锁。很明显,他这句话的言外之意是说对于政治制度重要性的认识,在中国是“世人皆昧,唯我独醒”。

  由于孙中山是国民党的精神领袖,又是中国实行一党专政与训政的“始作俑”者,因此,胡适这一时期实行的是“斩首”战法,在几篇文章中都对之进行了“讨伐”。

  

  

  他在《我们什么时候才有宪法?——对于〈建国方略〉的疑问》一文中指出,“我在《人权与约法》(《新月》二卷二号)里,曾说:‘中山先生的建国大纲虽没有明说约法,但我们研究他民国十三年以前的言论,知道他绝不会相信统治这样一个大国可以不用一个根本大法的。’这句话,我说错了。民国十三年的孙中山先生已不是十三年以前的中山了。他的《建国大纲》简直是完全取消了他以前所所主张的‘约法之治’了。……试看他公布《建国大纲》的宣言说:‘辛亥之役,汲汲于制定临时约法,以为可以奠民国之基础,而不知乃适得其反……未经军政训政两时期,临时约法决不能发生效力。’……他在《建国大纲》里,说的更明白:‘夫中国人民知识程度之不足,固无可隐讳者也。且加以数千年专制之毒深中乎人心,诚有比于美国之黑奴及外来人民知识尤为低下也。(第六章)’他又说:‘我中国人民久处于专制之下,奴心已深,牢不可破。不有一度之训政时期,以洗除其旧染之污,奚能享民国主人之权利?(第六章)’他又说:‘是故民国之主人者(国民),实等于出生之婴儿耳。革命党者,即产此婴儿之母也。既产之矣,则当保养之,教育之,方尽革命之责也。此革命方略之所以有训政时期者,为保养教育此主人成年而后还之政也。(第六章)’综合上文的几段话,我们可以明白中山先生的主张训政,只是因为他根本不信任中国人民参政的能力。”[13]
胡适接着指出,这种议论出于“中山先生之笔下,实在使我们诧异”,因为,就是在同一书的第五章中,孙已说过“夫维新变法,国之大事也,多有不能前知者,必待行之成之而后乃能知之也”的话,要知道,“参政的能力也是这样的。”[14]

  自1921年8月5日起,作为“努力会”成员的胡适曾南下在安徽安庆第一中学、上海国语专修学校(8月14日),以及回北京在中国大学(10月22日)以《好政府主义》为题,发表一系列演讲,这些演讲稿后来刊登于同年11月17日和18日《晨刊》的副刊上。近代西方民主宪政国家一般的政治观念都认为国家是一种公器,是人民手中为自己谋求福利的工具,胡适在上述关于好政府主义的系列演讲中也是这样认为的。其中讲到,“好政府主义的基本观念是一种政治的工具主义。(1)政治的组织是人类发明的最大工具……政府的存在是由于这种工具的需要。(2)这种工具是一种有组织、有公共目的的权力。法律制度都是这种权力的表现。(3)这种工具,若用的得当,可发生绝大的效果,可以促进社会全体的进步”;对于这种工具主义政府观的进一步引申,是“(1)从此可以得一个批判政府的标准:政府是社会用来谋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的工具,故凡能尽此职务的是好政府,不能尽此职务的是坏政府。妨碍或摧残社会的是恶政府。(2)从此可得一个民治(人民参政)的原理:工具是须时时修理的……凡宪法、公法、议会等等都是根据这个原理的。(3)从此可得一个革命的原理:工具不良,修好他。修不好,另换一件。政府不良,监督他,修正他;他不受监督,不受修正时,换掉他。”[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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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2年《努力周报》获准出版之后,胡适曾进一步公开阐明,他的好政府主义就是要求建立“宪政的政府”。1922年5月11日夜,他在原来演讲的基础上写成了《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14日,该文作为宣言的形式加上蔡元培等15人的共同签名之后在《努力周报》第二号上刊出。其中指出,“‘好政府’的至少涵义——我们所谓‘好政府’,在消极的方面是要有正当的机关可以监督防止一切营私舞弊的不法官吏。在积极的方面是两点:(一)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二)充分容纳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对于政治改革的原则,“第一,我们要求一个‘宪政的政府’,因为这是使政治上轨道的第一步。第二,我们要求一个‘公开的政府’,包括财政的公开与公开考试式的用人等等;因为我们深信‘公开’(Publicity)是打破一切黑幕的唯一武器。第三,我们要求一种‘有计划的政治’”。[12]

  在未进行全面系统而深入考察的情况之下,人们对胡适国家政治体制思想的认识与评价是有偏差的。举例,林毓生先生在《平心静气论胡适》一文中说胡适的思想中诸多“尴尬与混淆”,文中所举的所谓的三个“尴尬与混淆”事例中,第一个就是胡适关于“民主宪政只是一种幼稚的政治制度,最适宜于训练一个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的话语。[3]
张振国博士则在《胡适与张君劢的宪政思想比较》一文中认为,虽然胡适和张君劢二人终其一生都是坚定的宪政主义者,但是胡适却不像张君劢,“没有提出具体的政治设计方案。”[4]
另外,也有学者在提及胡适关于政治问题的想法时认为他“太天真”。[5]
本人认为,以上诸学者关于胡适国家政治体制思想的看法都值得商榷,都有与实际不符之处。就林毓生先生而言,他是忘记了胡适的如上话语是针对的当时中国的当权者说中国人素质低下不能实行宪政这一历史,就张振国博士而言,他是不了解胡适“在他心目中,世界上最好的政治就是美国政治,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就是美国”,[6]
胡适“梦寐以求的(是在中国建立)美英式的自由政治体制”这一事实。[7]
一种思想与主张的价值与合理性,决不能完全以马上就物化了,亦即,不能完全以暂时的成败来“论英雄”。众所周知,台湾后来的实例已经表明了胡适的思想与主张并不天真。
总之,从联系的视角与把握本质的方法来看胡适的政治体制思想的话,其既不尴尬与混淆,又具体而清楚全面,一以贯之,其中不乏坚持真理的难能坚毅与针对具体事情的深刻洞见,并且具有不可比拟的可实践与可操作性。人们不能因他该方面的主张与思想由于种种客观原因一时的未被实践和物化,就自觉不自觉地随着某些主流意识形态的论调而人云亦云地对之妄加指责。

  胡适在该文章中接着指出,“人民需要训练是宪法之下的公民生活。政府与党部诸公需要的训练是宪法之下的法治生活。‘先知先觉’的政府诸公必须自己先用宪法来训练自己,制裁自己,然后可以希望训练国民走上共和的大路。不然,则口口声声说‘训政’,而自己所作所为皆不足为训,小民虽愚,岂易欺哉?……故中山先生的根本大错在于误认宪法不能与训政同时并立。他这一根本成见使他不能明白民国十几年来的政治历史。他以为临时约法的失败是‘由于未经军政训政两时期,而即入于宪政。’这是历史的事实吗?民国元年以来,何尝有‘入于宪政’的时期?自从二年以来,哪一年不是在军政的时期?临时约法何尝行过?”[17]
以上这段话中,胡适为强调自己的观点在每一个字之下加上着重号的部分是“人民需要训练是宪法之下的公民生活。政府与党部诸公需要的训练是宪法之下的法治生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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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胡适国家政治体制思想的最主要构成是什么呢?主要是两大部分。一是其一以贯之的宪政主义政治主张,二是他对未来中国中央与地方政府式样、行政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的设想。其中,前一部分的主要内容是讲如何运用宪法法治、民主选举制度及反对党制度等去建立民主宪政的国家,后一部分的内容则主要是讲未来中国的国家权力结构应是议会民主制的、联邦制的、高度地方自治的,政府与领导人的任期与权限等都要有明确的限制。下面,我们就试对胡适国家政治体制思想的如上两大方面,以及其上述国家政治体制思想的形成成因与当代价值,作一考察与分析。

  1927年4月,国民政府在南京重组。1928年6月革命军进入北京,国民政府在当月15日发表全国统一的宣言,从此南京国民政府成为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但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也不是实行的宪政体制,而是一党专政、以党代政的党国体制。1928年2月3日至7日,中国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改组国民政府”等议案。规定国民政府接受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导、监督,掌理全国政务,政府委员由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选举。同年9月,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又宣称全国进入训政时期,由国民政府执行训政职责。对于这种体制,一直主张宪政的胡适当然不能认同,于当时,他主要以《新月》杂志为阵地,对之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胡适与丁文江、王征、蒋梦麟等人创建“努力会”是在1921年5月21日,[10]
出版《努力周报》是在次年。当时的中国仍处在北洋军阀政府的统治之下。《努力周报》于1922年5月7日创刊到1923年10月停刊,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共出75期。其中,从1922年6月到1923年4月,《努力周报》的时评“这一周”皆为胡适所作。我们前面提及,宪政的最根本之处是讲控制国家的强制力量,胡适在此期间的言论与主张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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