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利国际官网登录 永利国际官网登录 奥斯曼帝国六百年:从”火药帝国”到”西亚病夫”

奥斯曼帝国六百年:从”火药帝国”到”西亚病夫”



原标题:梁文道:这场335年前的“9.11”事件不该被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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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将会分两部分刊发,这是第一部分,主要关于一战和奥斯曼帝国。

《奥斯曼帝国六百年:土耳其帝国的兴衰》,[英]帕特里克·贝尔福著,栾力夫译,中信出版集团·新思文化2018年10月出版,787页,128.00元

理想国按

2018
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百年。许多国家的人们都在这一年举办了纪念活动,比如英国人在伦敦塔举行了火把传递仪式;《指环王》导演彼得·杰克逊说要拍一战的纪录片;比利时艺术家做了
60 万个陶土雕塑纪念一战中的亡故者。其中,最为隆重的是法国在 11 月 11
日的停战日举办的纪念活动,邀请了德国总理默克尔、俄罗斯总统普京、美国总统特朗普等
84 位领导人参加。

2018年是奥斯曼帝国解体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一百周年,国内学界对此进行了大量回顾和反思,如黄民兴教授所言,这两次事件对于中东地区具有划时代的影响。如果说从1299年奥斯曼王朝的建立算起,到1922年最后一位苏丹被废黜,奥斯曼帝国史加起来有六百二十三年,如果从1453年攻陷君士坦丁堡算作帝国的形成,到1918年帝国解体,奥斯曼帝国前后有四百六十五年的历史。无论是六百二十三年,还是四百六十五年,它都在中东、东欧、北非等广阔的范围内实现了“奥斯曼帝国治下的和平”(Pax
Ottomanica)。

这是涂鸦“教父”班克西在以巴边境的隔离墙上所做的一副涂鸦。

但是,如果仔细分析这些纪念活动,你会发现它大多由欧洲国家发起。虽然中东也是一战重要的战场,但只有土耳其会纪念一下加里波利战役,阿拉伯国家几乎没有任何纪念活动,觉得这是一场别人的战争。事实上,一战最初本来就是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只是在后来才演变为一场世界大战。

帝国解体后在中东、北非、巴尔干和高加索等地诞生了二十八个民族国家,这些国家和人民之后在不断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但却始终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先是英法填补权力真空,成为中东地区格局的主宰者,随后是美苏在中东地区争霸,地区国家面临选边站的困境。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后,美国在中东地区一家独大,地区国家必须唯美国马首是瞻。阿拉伯之春的爆发使得沙特、伊朗、土耳其、以色列等地区国家的作用凸显,尤其是土耳其在叙利亚问题、巴以问题、难民问题等中东热点问题上的作用变得愈来愈重要。因此,国内学界近两年关于土耳其及奥斯曼帝国的译作不断推出,说是“土耳其热”或者“奥斯曼帝国热”也不为过。

提到中东,动乱、战争、石油、宗教、宗族冲突等等的词汇接踵而来,似乎那里是当今世界所有不安定因素的聚集地。

牛津大学现代中东史教授、圣安东尼学院中东研究中心主任尤金·罗根(Eugene
Rogan)觉得,一战变成世界大战的关键因素在于奥斯曼帝国,而一战也彻底改变了中东。

此前,国内对奥斯曼帝国的著作与译作都非常稀少,关于奥斯曼帝国的通史就更为罕见,帕特里克·贝尔福(Patrick
Balfour)的这本《奥斯曼帝国六百年:土耳其帝国的兴衰》(The Ottoman
Centurie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urkish
Empire)恰好可以填补这一空白,成为国内奥斯曼帝国研究的绝佳入门书。帕特里克·贝尔福在西方学界常常被称为金鲁斯爵士(Lord
Kinross),是知名的中东历史研究专家,尤其专长奥斯曼帝国史和土耳其现代史。除这本《奥斯曼帝国六百年》之外,他关于土耳其国父凯末尔的传记《阿塔图尔克:现代土耳其之父凯末尔传》(Atatürk:
A Biography of Mustafa Kemal, Father of Modern
Turkey)也值得译介,为中国读者理解现代土耳其政治与历史提供重要参照。

今天是9月11号,在我们熟悉的“9·11”恐怖袭击的三百多年前,有着另外一场“9.11”事件,它早已被遗忘。

他在《奥斯曼帝国的衰亡:一战中东,1914—1920》一书写道:“奥斯曼帝国的介入是这场欧洲纷争演变成世界大战的最重要的原因。与远东和东非地区的小范围冲突不同,在一战的四年里,中东一直是主战场之一,在此作战的军队也最国际化。……奥斯曼战线就是名副其实的巴别塔,这是一场两支多国军队间前所未有的斗争。”

《奥斯曼帝国六百年》是一本接近八百页的大部头,但阅读体验非常流畅,丝毫不觉得艰涩,这既和贝尔福娓娓道来的文风有关,也离不开翻译者的辛勤努力。全书分为七个部分共四十章:帝国的黎明、新拜占庭(1453-1481)、帝国之巅(1481-1566)、衰败之种(1566-1699)、死敌俄罗斯(1699-1789)、改革的时代(1789-1876)、末代苏丹(1876-1923),大致以重大的历史事件或者重要的苏丹逝世为分界线,如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攻陷,1481年征服者默罕默德二世逝世,1566年立法者苏莱曼大帝逝世,1699年奥斯曼帝国与俄罗斯帝国签订《卡尔洛维茨和约》,1789年塞利姆三世继位并开启改革时代,同时恰逢法国大革命爆发,1876年奥斯曼帝国制定第一部宪法从而开启宪政时代,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建立等。归结起来,本书主要回答了四个问题:奥斯曼帝国是如何崛起成为一个世界性伊斯兰帝国的?奥斯曼帝国是如何走向衰弱的?奥斯曼帝国是如何进行救亡图存的?奥斯曼帝国的历史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

今天借由梁文道老师对于一本书的导读,让我们再次回到历史中,重新认识一个国家,曾经,在那里,在新月旗下,不同的国籍、肤色、信仰,全都得到庇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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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如何崛起成为一个世界性伊斯兰帝国?

为什么到今天,那里变得如此水火不容,你死我活?曾经那样一个帝国它是如何衰亡的?

“如果说奥斯曼帝国将欧洲的矛盾变成了世界大战,那么说一战彻底改变了现代中东格局也不为过。该地区几乎没有一个角落能免于战火。参战的士兵来自奥斯曼帝国治下的土耳其和阿拉伯各行省,以及北非各殖民地,而平民也因战争引发的经济困难和肆虐疫情苦不堪言。战争波及现在的埃及、也门、沙特阿拉伯、约旦、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地区、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土耳其和伊朗等地。它们中的大部分如今得以建国,其直接原因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斯曼帝国的灭亡。”

为何一个弱小的奥斯曼公国可以迅速发展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帝国?这必然与奥斯曼帝国所采取的一系列内外政策相关。与同时期的欧洲国家相比,奥斯曼帝国建立了高效率的中央集权专制主义,所设立的各种机制可以用来维护和保障帝国扩张所需要的军事力量、行政架构以及财政来源等。

如道长所说:今天我们再读这本《奥斯曼帝国的衰亡》,或许会有历史幽灵始终不散的感慨。

但是,尤金·罗根发现,西方世界对一战中东的历史知之甚少。即使涉及这段历史,视角都是站在协约国的立场上书写。“经过一个世纪的研究,我们对协约国方面的战事已有全面的了解。可是,对于战争另一方——那些为了生存拼死抵抗外来入侵者的奥斯曼士兵的事迹——我们才刚刚起步。”当然,东亚世界对一战中东的了解,也不比西方世界好到哪里去。

一是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力量领先于同时代的对手。与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相比,突厥人在皈依伊斯兰教后就毫无保留地投入圣战之中,且从担任雇佣兵开始,就善于接受新式武器,如火器、大炮等。1453年奥斯曼帝国攻破君士坦丁堡的城墙,就有赖于引入乌尔班大炮,而欧洲对手则依然采用古老的方式、带着浪漫主义的精神作战,对土耳其人的战斗技巧、出色的纪律性,以及他们的训练、情报系统和战术毫无所知,对轻装上阵的步兵和骑在马背上的弓箭手会有怎样的机动性也不熟悉,这使得奥斯曼人在最初的几个世纪里可以横扫欧亚大陆。

9.11,不散的历史幽灵

因此,他决定填补西方一战文献的不足,讲述一战中东的历史。“我的目标,就是将奥斯曼战时的军事史,与社会、经济状况以及政治与外交史相结合,叙述奥斯曼前线的故事。我相信大战的这种种面向之间关系密不可分,而唯有将战时外交政策放在大战的时代背景中,才能让读者理解。我也想打破以将领和政治家为主的叙事传统,试图捕捉一般士兵与低阶军官的感受,因为他们才是亲身参与战斗的人。最后,我想以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对大战的描述,追溯双方壕沟中士兵的经历。总而言之,我希望能写出一部观点平衡的奥斯曼前线史,与全世界共同纪念
1914 年至 1918
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尤金·罗根在繁体版的《奥斯曼帝国的衰亡》的序言中写道。

二是帝国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军事奴隶制度。帝国于1403年就制定了“童子充军”制度。帝国在各个被征服的地区征募条件合适的基督徒男孩,让其离开家庭,并在成长过程中改信伊斯兰教,在接受完严格的军事和宗教训练后,这些男孩被组建成为一支军事过硬、纪律过强并且只对苏丹本人效忠的部队,即“耶尼切里”(Yeni
Ceri),也称为“新军”或“近卫军”。这些基督徒奴隶最开始还只是在军事领域里发挥作用,但很快就控制了帝国政府的各个行政机构,从征税官、封地所有者、行省长官到维齐尔,甚至可以被擢升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维齐尔。

文 | 梁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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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欧洲国家相比,奥斯曼帝国君主决定通过基督徒代理人来管理他的子民,这确实非常标新立异。由奴隶士兵组成奴隶军队,由奴隶将军来指挥,然后为奴隶国王和奴隶王朝服务,其中的逻辑看起来非常不可思议,但细想却别有一番道理。帝国君主如何能够找到既可靠又可以信赖的军事奴仆和民事奴仆,同时确保他们的权势不能做大以免挑战君主的权势呢?年轻的异教徒是个绝好的选择,这些奴隶在文化上与自己的原生家庭和背景隔绝,经过皈依伊斯兰信仰大多会痛恨自己的父母,即便以后在帝国内身处高位却仍然无法形成自己的小团体,无论获得何等恩宠,获得多大权力,终其一生都是主人的私人奴隶。如此,奥斯曼帝国的君主就将军事和行政权力全权掌握。

摘录自《奥斯曼帝国的衰亡》,理想国出版

那 100 年过去了,我们为什么要纪念一战?

三是帝国推行了较为宽松的宗教和民族政策。奥斯曼帝国建立了“米勒特”(Millet
System)制度或曰“宗教共同体”来管理宗教少数派,其中包括东正教徒的米勒特、亚美尼亚人的米勒特、犹太人的米勒特,还有穆斯林的米勒特,这些宗教少数派人群可以保留自己的法律和习惯,每一个米勒特的宗教领袖负责帮助中央政府管理其成员,并约束其行为,这较之同时期基督教欧洲的统治者还是宽容的多。因此,当奥斯曼帝国东征西讨时,无论是希腊人还是斯拉夫人,塞尔维亚人还是保加利亚人,都更愿意接受奥斯曼人的统治,对他们而言,与其接受天主教的迫害,还不如接受奥斯曼帝国更为宽松的统治,毕竟奥斯曼帝国的穷光蛋都要比欧洲基督教世界里任何一个国家里的穷人都更有机会得到财富、权力和尊荣。这也是奥斯曼人很少强迫被征服的居民改信伊斯兰教然而改宗者却众多的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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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可能至少有三个。

更为重要的是,奥斯曼帝国的扩张时代与最初十位苏丹的雄才大略是分不开的。在将近三百年的时间里,帝国涌现了如此众多的开疆拓土者,这在历史上也是比较罕见的。这些苏丹大多有在各省担任总督的锻炼机会,在其父逝世后大多通过与众兄弟进行竞争而夺得大位,在统治安纳托利亚和巴尔干等地区时多以宽容之策来吸引能工巧匠,并且在军队和官僚机构出现冲突时有足够手段加以制衡,因而他们在掌握了绝对权力后能够持续地向欧洲的基督教世界发起圣战。

两个“9.11”

第一, 100
年前的情况和今天的世界有着许多相似之处。比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巴黎的纪念活动上说:“在我看来,今天的一些元素和
20 世纪的初期和 30
年代存在很多共同点,让我们有理由担忧一系列不可预测的事件有可能会发生。”

奥斯曼帝国是如何走向衰弱的?

9月11日确实是个特别的日子,世界历史的转捩点。

第二,不要忘了,中国也是一战的参战国,曾派十多万华工远赴欧洲大陆。而且,如果没有一战后面的巴黎和会,也没有彻底改变现代中国的五四运动。

苏莱曼大帝去世后,奥斯曼帝国在欧洲也几乎停下了征服的脚步,勒班陀战役的失败打破了土耳其人不可战胜的形象,两次围攻维也纳均无疾而终也表明帝国的军事征伐已经到了极限。1683年奥斯曼帝国围攻维也纳引爆了长达十余年的奥地利战争(1683-1699),败北后在1699年签署了《卡尔洛维茨条约》,结束了奥斯曼帝国对哈布斯堡王朝近两百年的军事压迫。此份条约的签订,连同1718年签订的《帕萨洛维茨条约》,确认了奥斯曼帝国在欧洲势力的退潮,从此奥斯曼帝国与西方关系逆转,从攻势转为守势,也开启了帝国的漫长衰弱期。

和我们今天熟悉的“9·11”相似,发生在三百多年前的另一场“9·11”事件也在后来的大众文化当中留下了很深的痕迹:

第三,总的来说,我们今天所生活的世界其实是被一战所塑造,今天许多社会所存在的问题也是一战所遗留。“现代社会最棘手的一些问题就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后人们做出的决策:
1991 年到 1999
年间的四次巴尔干地区战争;伊拉克危机(该国今天的国界线是英法两国角力以及地图粗制滥造的结果);长期得不到解决的库尔德人自治问题;希腊与土耳其之间的纠纷;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永无休止地争抢土地,都觉得自己才是获得应许的百姓。”美国外交官理查德·霍尔布鲁克(Richard
Holbrooke)在加拿大历史学家玛格丽特•麦克米伦的著作《缔造和平: 1919
巴黎和会及其开启的战后世界》的序言中写道。

奥斯曼帝国走向辉煌是和最初十位苏丹的雄才大略分不开的,但随后的历任苏丹鲜有可堪大任者,这与帝国继承制的变异息息相关。奥斯曼王朝历史上就有皇室内部手足相残的传统,但在征服者默罕默德二世时期,兄弟相残的传统被上升到法律的高度,此后每一位刚继位的苏丹都会不折不扣地遵守这条法令,以这种冷酷无情的方式保证君权的独一无二。苏莱曼大帝甚至通过屠戮子嗣的方式改变苏丹大位的继承人选,这远比兄弟相残的行为更加恶劣,其造成的后果是接替其大位的只能是能力格外低下,远远逊色于前代的苏丹。巴耶济德一世(1389-1402年在位)曾获得“雷霆”的名号,默罕默德二世(1451-1481年在位)被称为“征服者”,苏莱曼一世(1520-1566年)被当做“立法者”,而后世苏丹的名号大多是负面的,如“酒鬼塞利姆”“疯子穆斯塔法”等。这些后世苏丹大多被幽禁在皇宫中,再也没有出外进行锻炼的机会,这导致他们沉溺于宫中的生活,登基时大多统治能力不足,权力旁落到后宫和大臣之手。

例如维也纳乡郊特别响亮的教堂钟声,那曾是奥斯曼军队来袭的警报,还有牛角包,是大伙为了庆祝击退奥斯曼的特制面包,它的造型来自对手旗帜上的一弯新月。

而上面提到的遗留问题大多都在中东。这也是尤金·罗根教授最为关心的问题。“战后协定划下的边界格外持久,但由于这种划分而引起的冲突也一直如影随形……时至今日,一战的遗留问题对中东的影响,比对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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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托尔金在《魔戒》里头写到“米那斯·提力斯”(Minas
Tirith)遭到围攻那一段时,他参考的原型就是1683年9月11日的“维也纳之役”,小说里城内的“西方人”是当年历史上的维也纳人,城外邪恶的“半兽人大军”则是奥斯曼土耳其人……

一战停战百年之际,我们在北京见到了 58
岁的尤金·罗根教授。满头银发的他戴副黑框眼镜,身穿蓝色衬衫,和我们聊了聊一战、奥斯曼帝国、民族主义、阿拉伯国家转型、他的知识结构与人生经历等话题。因为访谈内容过多,我们将会分两部分刊发。这是第一部分,主要关于一战和奥斯曼帝国。

被近卫军簇拥下的苏莱曼大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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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距离冲突结束已经 100
年了,中东可以对这场战争有着不同反思。但非常清楚的是,一战彻底改变了中东,它也将一直以这种方式被铭记。”他对《好奇心日报》说。

随着苏丹权力的衰落,行政机关、军队、书吏和乌莱玛阶层等统治阶层诸多力量之间的平衡不复存在,各派力量也开始争权夺利。大维齐尔逐渐取代苏丹掌控了所有行政权力,甚至一部分军事权力。帝国军队也出现分裂,最初由西帕希骑兵和近卫军步兵组成,但前者慢慢不再具有军事价值,越来越容易违抗命令,拒绝参战,即便参战也会逃离战场,这也使得其凭借“蒂玛制”获得的封地被逐渐没收,导致新地主阶层的崛起,但即便这些西帕希骑兵能够保住封地,也会想法将封地传给自己的儿子,实现土地的世袭。后者的兵源随着穆斯林的加入而出现更大改变,内部团结和集体精神受到动摇,加上近卫军也被允许可以结婚生子,在军事征伐变少的情况下还可以从事手工业,使得近卫军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世袭化。于是,当苏丹日渐软弱后,无论是西帕希骑兵,还是近卫军都频繁地起来造反,有时两者互相合作,有时两者之间展开斗争,最终近卫军在内斗中获胜,导致军队内部的巨大不平衡。到了十七世纪晚期,由于近卫军无法跟上欧洲军事技术的发展,已经不再是帝国的有效捍卫者。

《魔戒》中围攻Minas Tir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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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财政在这一时期也面临巨大的危机。如张锡模所言,奥斯曼帝国就像是一部掠夺机器,对外征服以及由此而来的外部积累构成了帝国财政的主要来源,而且是维持整个帝国军事与行政活力的动能所在。一旦外部征服遭遇到阻碍,向北遭遇欧洲列强,向东遭遇波斯,那么帝国财政来源只能往赋税承包着手,结果导致农民承受的压力大增及地方诸侯权力的崛起。对农民而言,一旦承受不了压力就必然会离开土地,进行迁移,对帝国的忠诚也随之减弱,这在巴尔干地区的基督徒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对地方诸侯而言,权力的扩张也意味着必须要挑战与篡夺中央的权力,并且伺机兼并其他的地方诸侯。

1683年9月11日,奥斯曼帝国大军最后一次围困维也纳。

▲ 尤金·罗根,来自:hachettebookgroup

帝国经济走向恶化还与当时的国际经济环境有着重要的关系。地理大发现削弱了奥斯曼帝国作为控制主要商道的中间人地位。廉价的美洲白银涌入欧洲和中东,导致十六世纪后期物价的普遍上涨。中东地区长期以农业为主,非常依赖欧洲与遥远东方的转口贸易,因此很难提供更多有市场竞争力的商品,加上奥斯曼帝国的军事贵族对商业不甚关心,对生产也兴趣缺失,从而使得帝国的市场都被西方商人和帝国内部的基督徒商人所主宰,即为西方的贸易特权制度(capitulation)。

自那一天起,欧洲人就再也不必害怕这个曾经使得他们心惊胆战、夜半无眠的老对手了;他们的王室终于可以停止进贡割地,不必讨好自称是“地平线之主”的奥斯曼苏丹。

奥斯曼帝国面临的内外部威胁,促使了它参与一战

可以说,帝国早期扩张的力量根源也同时成为帝国中晚期衰退的主要来源,不过奥斯曼帝国虽然离欧洲较近,但却没有陷入立即衰弱的境地,这一方面是由于同时期的欧洲在宗教和政治层面都处于分裂状态,甚至还曾经寻求过奥斯曼帝国的援助,另一方面是由于奥斯曼帝国与法国建立了较为长久的盟友关系,可以借此抵抗其他欧洲力量的反扑。随着欧洲国家体系的建立和俄罗斯帝国的强势崛起,奥斯曼帝国的存亡就变成了“东方问题”,当极度虚弱的奥斯曼帝国不再构成对外部的威胁,它就逐渐变成了其他国家加以利用的目标。

自那一天起,奥斯曼帝国就停止了它在欧洲的扩张,并且开始逐渐失去它在这块大陆上的属地;曾经战无不胜的征服者几乎自此就没有打过一场值得称道的胜仗,等着他们的,是长达三个世纪的缓缓衰败。

Qdaily:你在《奥斯曼帝国的衰亡》中使用了很多普通士兵的日记和回忆录来还原历史。那你读完这些日记和回忆录后,有什么比较大的感受吗?

奥斯曼帝国是如何进行救亡图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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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金·罗根:我们试图理解参与一战的奥斯曼帝国士兵和英国士兵的经历时,日记和回忆录也许是最好的资源。英国和法国的档案馆收藏了许多英法士兵的日记,但是土耳其士兵的日记却很稀有。原因之一是许多土耳其士兵都是文盲。一战时,奥斯曼帝国的识字率低于
10%
,所以大部分普通士兵既不会读,也不会写,不能像英法士兵那样写下他们的经历。这意味着这些日记是稀缺的。直到最近,土耳其也没有一家档案馆有这方面的文献。安卡拉有一家国立军事历史博物馆(指土耳其军事和战略研究档案馆),但是那儿也没有收藏土耳其士兵的日记。

奥斯曼帝国到它最后解体之前还有一百多年的时间,始终处于不断内外作战的煎熬之中,其中1789年拿破仑指挥法国军队攻打埃及是这一系列内外战争的开端,也是帝国进行改革的开端。此后,英国人和法国人彼此关注,两国又都很在意俄国人,这使得西方势力插手干预中东的心脏地带,这和历史上土耳其人与法国结盟,只和奥匈帝国和俄国打交道不同,现在需要同时应付四强。奥斯曼帝国的节节败退沦为外交人士口中的“东方问题”。在这个阶段,奥斯曼帝国的存亡不只是依靠奥斯曼军队的顽强抵抗,同时还取决于另一个新因素,那就是欧洲列强为避免俄罗斯做大而插手干预,以及奥斯曼政府越来越懂得辨识这些对立势力并且能从大国博弈中获利。

它真是一场“圣战”?

不过,近年来,私人藏家们陆续公开出版了一些他们参与过一战的家人所写的日记。这些日记大多数都是军官所写,还有一些是级别较低的士兵。但是,阅读这些中尉和低级别士兵的日记仍然很有趣。他们在日记中分享了与其他士兵在战壕中的经历。对于想写一战中的奥斯曼帝国的历史学家而言,我发现这些日记是绝佳的新材料。我非常震惊英国和土耳其士兵在战壕中的经历如此相似。

西方武力的冲击使得奥斯曼帝国必须进行改革以应对这些挑战。这个改革进程在开始的时候纯粹是军事性的,因为最迫切的问题是要在一个由武力强大的欧洲主宰的世界中生存下去,但是创建新军无法只靠雇用教官和购买武器来解决训练和装备上的问题。现代军队需要由受过教育的军官来指挥,因此需要教育改革;现代军队需要体制保障,于是引发行政改革;现代军队需要工厂进行装备生产和供应,于是引发经济改革;现代军队还需要支付军饷,于是引发财政改革。这一观点在《中东两千年》中也有详细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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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写同样的事,比如恐惧、夜聊的人、吃非常糟糕的食物等。所以,你阅读这些日记时会感到,对于交战双方国家的士兵而言,战争是一次共通而且恐怖的经历。

永利国际官网登录 ,除军事挑战外,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等欧洲新观念的传入对帝国内部的基督教族群带来了更为直接和重要的影响。最先遭到民族主义浪潮冲击的是希腊人和塞尔维亚人,接着是其他的巴尔干半岛民族,最后是亚美尼亚人。这些基督徒少数族群希望拥有与主体穆斯林平等的权益,希望能够保留“米勒特”旧秩序下的特权与自治地位,甚至希望获得完全的独立或者在自己的民族土地上享有自治形态的政府。当然,不同的民族实现了不同的政治目标。希腊最先爆发民族独立运动,受到了西欧民众的同情,最终在英、法、俄三国的军事干预下于1830年正式成为独立国家,埃及在穆罕默德·阿里帕夏统治下走向自治,受希腊独立影响,同属东正教徒的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与罗马尼亚人也在外部势力干预下谋求独立,与之相比阿拉伯人与亚美尼亚人对帝国来说还算是更为忠诚些。

《维也纳之战》(Bitwa pod
Wiedniem,又名《1683年9月11日》)

Qdaily:具体而言,这些士兵对一战都持有哪些态度?

为了缓解这些内忧外患,奥斯曼帝国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先是大力支持奥斯曼主义的思想,在这一框架下,帝国内所有群体无论种族、语言和宗教,均能自主地发展,从而建立一种“奥斯曼人”的集体身份认同,但以失败而告终,帝国的大片欧洲领土丧失。随后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苏丹诉诸于泛伊斯兰主义拯救帝国,企图以宗教唤起帝国甚至整个世界穆斯林群体的支持,但再次以失败而告终。在奥斯曼主义、伊斯兰主义无法拯救帝国的情况下,青年土耳其人只能诉诸土耳其民族主义,以族裔唤起土耳其人甚至全世界突厥人的支持。从奥斯曼主义到伊斯兰主义,从伊斯兰主义到土耳其民族主义,帝国的改革派尝试了各种道路,但道路的可选择性也越来越狭窄,一旦奥斯曼的认同无法维持,那么帝国的解体也就变得难以避免。

2012年,又有一部叫做《1683年9月11日》的波兰和意大利合拍的电影描绘这场战争。这是部十足的烂片,在影评网站“IMDb”上只得到了两星。

尤金·罗根:一战中,土耳其士兵对待战争的态度千变万化。许多士兵非常爱国,希望抵御外敌入侵,保卫家园。其他人更多是批评战争和政府,认为战争和政府带领奥斯曼帝国进入了一场无人观看的争端中。一战是两个欧洲同盟——德国、奥地利同盟和英法俄联盟——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奥斯曼帝国本没有卷入这场冲突。因此,很多士兵感到气愤,政府把他们拉入了这场欧洲同盟之间的冲突。而它只能给奥斯曼士兵带来危险和伤害。这种观念的分化在来自阿拉伯的士兵中尤其强烈。他们认为自己在社会秩序和文化上都与奥斯曼帝国脱离,被迫加入了一场远离家乡——利比亚、黎巴嫩等——的战争,只是为了保卫奥斯曼帝国的领土。这块土地对他们来说陌生。因此,他们对参战并没有太大热情,但是其他人真的很希望能够把英国人赶出加里波利和伊拉克。这些士兵才是强大的力量,他们有能力在战争中抗击敌人,持续到了
1918 年末。这对于奥斯曼帝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贡献。

奥斯曼帝国的历史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

对这部电影反应最热烈的,反而是一些欧洲各地的社群网站,那些网站全都带着浓厚的右翼色彩,经常揭露穆斯林移民在欧洲的“不文明表现”,抨击各国政府和欧洲一大部分人的“多元价值观”,他们攻击伊斯兰,他们捍卫西方人的基督信仰传统。

Qdaily:我读这本书时发现,无论是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还是青年土耳其党,他们试图保证奥斯曼帝国领土完整的代价都是公民政治权利的丧失,从自由主义变成了专制统治。那在你看来,对于当时面对内忧外患的奥斯曼帝国,这是个悖论吗?

如伯纳德·刘易斯所言,第一次世界大战可以说是伊斯兰世界在西方冲击下的总撤退,此后的一百年里中东秩序再也无法恢复到“奥斯曼帝国治下的和平”。然而,旧的秩序已经被打破,但新的秩序却迟迟未能建立起来。姑且不说旧秩序是好还是坏,但是“奥斯曼帝国治下的和平”在中东、巴尔干、高加索及北非地区已经运作了四百多年甚至六百年的时间。奥斯曼人在这几百年里建立了一个长久维持的政治结构以及运行良好的政治体制,同时也创造了一种政治文化,使得每个族群和每个个体都知道自己的位置、权力及权位的限度。

这部电影则很符合这些网站的世界观,把伊斯兰入侵描绘成欧洲人几百年来的梦魇,将两个信仰两种文明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看成是西方世界最根本的问题。

尤金·罗根:我觉得对于奥斯曼帝国而言,内部的挑战、对国民忠诚的质疑与来自外敌的威胁一样严重。而且,他们最关心的那些群体其实最靠近英国、法国和俄国。这在很多方面解释了亚美尼亚大屠杀。因为青年土耳其党人政府相信,当亚美尼亚人作为一个基督教群体时,它对俄国的忠诚度要高于对奥斯曼帝国的忠诚度。亚美尼亚人也在试图建立独立主权领土,从而使其脱离奥斯曼帝国。他们对于阿拉伯地区也有同样的担忧。许多阿拉伯社会在促使阿拉伯自治,脱离奥斯曼帝国。
1916
年,谢里夫侯赛因宣称麦加加入反抗奥斯曼帝国的运动,并且呼吁所有阿拉伯人反叛奥斯曼帝国。他们与英国人有合作。所以许多奥斯曼人认为阿拉伯人与英国人走得更近,已经背叛了奥斯曼帝国。

当然,奥斯曼帝国建立的这套体系也有各种问题,但总体来说仍然可以运行,即便是失去基督教臣民的忠诚与接纳后,仍然被绝大多数的穆斯林子民所接受。这套体系甚至在帝国最后的几十年有所复兴乃至进步,然而随着帝国加入一战及随后的战败,帝国政府已然崩溃,领土亦分崩离析。从这一个角度而言,同为老大帝国的清朝避免了同奥斯曼帝国一样的分裂命运实属一件幸事。

对这部电影的编剧和导演,以及深受这部电影鼓舞的观众而言,三百多年前的那场“9·11”战役简直就是2001年“9·11”事件的前身,说明了穆斯林从来没有放弃过对西方文明发动“圣战”的企图,而今日与往昔的最大分别就是现在没有人敢义正词严地站出来统合整个西方,以奋战至死的壮烈态度去对伊斯兰说不。

我认为对于奥斯曼帝国来说,内部分裂确实削弱了战时的奥斯曼帝国,从而导致奥斯曼帝国政府采取了许多镇压措施,包括两次针对亚美尼亚人的屠杀和两次针对阿拉伯人的审判。在对阿拉伯人的两次审判中,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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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在政府的命令之下被施行绞刑,以警告阿拉伯人要对国家保持忠诚。

缘何那些先前总是被伊斯兰教常胜军大败的可怜兮兮的异教徒,现在却赢了天下?缘何伊斯兰教的军队会在奥斯曼人的手中落败了呢?一个原因就是奥斯曼帝国在到达顶峰之后就再未出现有雄才大略的统治者。苏莱曼大帝之后是接连二十五位无法与其前辈相媲美的苏丹,他们的统治能力时好时坏,虽然有时候会得贤相的辅佐使帝国获得喘息之机,甚至出现短暂复苏,但整体上一直处于持续的、不可逆转的衰落之中,概因这些苏丹不再拥有治理国家的意愿和能力,从以往帝国的主宰者沦为帝国的奴仆。

难怪最近又有一些人开始在网上社群之间推介和发送这部片子,在他们看来,正在涌进欧洲的难民正是三个世纪前那场入侵的回响和遗绪。

但是,我们也应该清楚,很多国家在战时都会变得专制,而且在战时会蔑视国民权利。政府要求国民参军参战的最关键一点就是剥夺了他们的选择权。因此,在一战时,奥斯曼专制主义形成的原因之一与当时英国和德国的情况一样。但问题在于,内外部威胁确实是导致奥斯曼帝国参与一战的原因。这些威胁太富有挑战性和困难。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奥斯曼帝国对西方基督教世界取得的文明成果一概漠视,不屑一顾,这与伊斯兰教后来的封闭性有很大关系。在穆斯林看来,伊斯兰教是继犹太教、基督教之后最后的天启宗教,后两者代表的宗教文明是一种过时的文明,而伊斯兰教建立的文明则是终极的至善。伊斯兰世界曾经为西方文明的复兴,无论是物质上的,还是思想上的,都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根据奥斯曼人的历史观,穆斯林持有上帝的真理,并负有神圣的任务,要把真理带给其他人,帝国最初的战无不胜与辉煌时代更是强化了这一神圣使命,因此欧洲所谓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宗教改革运动等在奥斯曼帝国无半点痕迹。等到帝国军事征服活动减弱后,奥斯曼人就必须得适应这种缓慢而又痛苦的调试过程,但有时这种适应还得依赖基督教世界的帮助甚至是善意。

历史的确是这样子被记住的,从17世纪的民间传说和歌谣,到20世纪的《魔戒》,再到21世纪的烂片和一群历史迷的讨论,“维也纳之役”总是被描述为一场两大文明两大宗教之间的“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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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改革的内容来看,单纯的器物改革无法拯救帝国,仍需制度上的学习,这是帝国融入欧洲国家体系的必然要求,然而问题是欧洲并未准备接纳放弃伊斯兰体系的奥斯曼帝国。如戴维斯所言,奥斯曼帝国的改革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时期为奥斯曼帝国军事现代化,史学家称其为西化的开端(1789-1876)。因无法找到引进西方军事制度背后的合理性基础,国防现代化不能成功。第二个阶段为力图用奥斯曼主义对抗西方冲击时期,史学家称之为“从专制到革命”(1876-1909),引进的西方理性精神与伊斯兰教发生广泛而激烈的冲突,所谓奥斯曼主义根本无法立足。第三个阶段为帝国解体,这是所谓“从帝制到共和”(1909-1923)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凯末尔和少数军人利用土耳其民族主义建立了一个民族国家,但它根本不可能保留昔日奥斯曼认同和文化。这也使得帝国的解体变成了必然。

这有错吗?没错。因为当时哈布斯堡家族对外求援,打的就是基督徒联盟的旗号,号召全欧洲的基督徒(不管是新教徒还是天主教徒)都要担起抵抗异教徒侵略的责任。

西方世界对伊斯兰圣战的担忧和惧怕,很大程度上是多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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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战各国里头,无论是在威尼斯共和国、巴伐利亚选侯国、托斯卡尼公国,还是在神圣罗马帝国几个侯国的土地上,也真的看不到一座清真寺的尖塔。这是个非常干净非常纯粹、容不下任何基督信仰之外一切宗教的欧洲。

Qdaily:你在书中说:“协约国在中东的多数行动都是出于对圣战的惧怕。然而,这种担忧后来被证明是多余。讽刺的是,这种担忧令协约国对哈里发号召的反应程度比穆斯林受众还要大。甚至在一个世纪后的今天,西方世界仍然相信穆斯林有可能同仇敌忾,做出狂热的举动。”所以,你认为今天西方世界对伊斯兰圣战的担忧完全是多余的吗?为什么?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它还真是一场“圣战”,最起码战争的这一方全都有着可以共通的信仰。

尤金·罗根:我的研究的有趣发现之一就是关于圣战的问题。德国人认为,奥斯曼帝国在一战中最大的贡献是殖民地穆斯林的宗教狂热,希望这些穆斯林能在高加索地区对俄国人发动起义,在印度和埃及对英国人发动起义,在北亚和西亚对法国人发动起义。俄国、英国和法国三大帝国统治了上千万殖民地穆斯林。德国希望利用他们的反帝国情绪和宗教狂热来发起对英法俄三大帝国的起义。这样便能在西线上削弱他们的战斗力,从而使德国能够战胜法国,夺取其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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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样做的难处在于,穆斯林世界的人可能会被宗教所感染,从而发起保卫家乡的集体行动,但要激发远离战争的人加入武装斗争是很困难的。奥斯曼帝国的苏丹,同时也是伊斯兰教的哈里发,呼吁印度穆斯林参与圣战,但这对印度穆斯林来说很遥远,而他们所关心的日常事务更为紧要,期望他们发起大规模起义不切实际。

正邪不两立的维也纳之战(油画)

唯一有可能让殖民地穆斯林加入此项运动的时机是,如果他们看到英国、法国和俄国被德国打败,他们或许会将英国人驱逐出自己的领土。因为英国人、法国人和俄国人在他们的国度里都不受欢迎。因此,这种想法强烈地影响了英国人。如果他们和奥斯曼帝国的对抗输了,就会给殖民地的穆斯林创造发动起义的机会和时机。他们也更加担忧圣战,觉得印度人和埃及人对圣战有着很高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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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终的观点是,当英国的战争策划者意识到成败都在西线战场时——输赢不在奥斯曼帝国境内,而在法国——他们已经在与奥斯曼帝国的战斗中越陷越深。而且我认为,奥斯曼帝国的最大贡献在于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英国人、法国人和殖民地士兵来奥斯曼帝国战斗。否则,这些士兵会被送去西线战场与德国作战。对德国来说,奥斯曼是非常重要的同盟,比德国人的预期要重要得多。

不简单、不好理解、不整齐的历史

但是,想想这些对我们今天的影响,比如今天强权仍然相信它们可以利用穆斯林世界的宗教热情来帮助终结强权。例如,
1970 年代至 1980
年代,美国支持塔利班将苏联赶出阿富汗。它们相信可以利用圣战来增加自己的利益。讽刺的是,今天美国在阿富汗支持的是反对塔利班的政府。利用伊斯兰圣战是西方的误解。不过,我认为这种状态还会持续下去。

只不过历史没有故事这么整齐,因为战线后方居然有另一个基督徒王国拖住了大家的后腿,那就是法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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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时法国最大的敌手并非被隔在德语世界之外的奥斯曼,却是近在身旁的哈布斯堡王朝。所以它和奥斯曼帝国互通款曲,自己不派兵援助教友也就罢了,居然还积极收买神圣罗马帝国底下的贵族,劝他们别管维也纳。要是用今天那些右派的观点来说,这自是十足的“欧奸”做派。

▲ 奥斯曼帝国第三军团,来自:维基百科

由于这段插曲太不光彩,无法顺妥地整合进“圣战”的大叙事里头,于是现在西方那些“圣战”论者多半会略过不提,就像他们略过其他很多复杂的国际地缘政治与现实社会环境一样。要紧的,始终是那个正邪不可两立的绝对二元世界观,毕竟那才是简单的、好理解的、容易激动人心的好故事。

要想解决伊斯兰国的问题,需要西方国家和东方国家联合起来

可是还有一个问题,战场的另一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那边,他们是否也认为自己正在发动一场“圣战”呢?他们真的是为了信仰的扩张而战吗?甚至,他们是否全是“东方人”?全部都是穆斯林?

Qdaily:那你怎么看如今伊斯兰国的问题?

今天的游人若是来到伊斯坦布尔,他们总是会不由自主地抬头,好仰望那铺展在山丘与海湾之间的一座座穹顶,以及高高低低、错落有致的呼拜塔,从而忘记脚下石子路旁的老房子有时也会透露出这座城市,乃至于整个早已消失了的帝国的另一重面目。

尤金·罗根:伊斯兰国对于世界上一小群激进的穆斯林团体具有吸引力。这些人希望看到伊斯兰在国际事务中有更多话语权,想看到一个更强大的伊斯兰国家。这个国家可以延伸、超越被视作殖民产物的中东国家的现代边界。阿拉伯世界不承认由战胜国在一战后建立起来的边界,认为其不合法。因为战胜国将它视作殖民合法性的标志。

就拿那些老旧木头房子门外常见的一种石块来说好了,它们多半是方形的,边角不甚整齐,经过年月洗刷,表面凹凸不平。当初这些石头的主要作用是放置每一户人家吃剩的饭菜,好让街上流浪的狗不必为了争夺食物而打架。奥斯曼土耳其人他们善待流浪猫狗,弄得满街都是动物。

迄今为止, ISIS
以违法方式试图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建立领土国家,但是他们也鼓励世界上其它穆斯林用
ISIS
的名义解放领土,例如西奈山、埃及,甚至非洲一些地方。在这些地方,有些团体已经宣称他们忠于伊斯兰国,而且宣称领土在他们掌控之下,是哈里发的辖地。因此,对散布在中国、欧洲、非洲和美国等全世界各地的激进穆斯林分子来说,他们意识到能够建立哈里发统治的更强大的穆斯林国家,这很有吸引力,于是在呼吁世界各地的穆斯林支持这项计划。

他们也杀生,可是他们就像所有好穆斯林一样,用最快的刀,最短的时间,让注定要被吃的羊别受到多余的痛苦。除此之外,一切无谓残害动物的行为都是罪过。

但是,我还是认为伊斯兰国运动领导人高估了建立这样一个国家对世界各地穆斯林的吸引力。某种意义上说,
ISIS
犯了一战中东方学者(指马克思·冯·奥本海姆)建议德国人的同样错误,希望利用人们的宗教热情发动圣战。因为全世界穆斯林与全球各地的人有着相同的抱负和希冀,他们希望有着高品质生活,比如更好的家庭福利、孩子教育。他们从未想过利用武力和暴力来建立一个理想的伊斯兰国。

那时候,欧洲各国派驻伊斯坦布尔的使馆最大问题之一,就是如何防止外交人员叛逃,因为大家都想投靠这个更加文明更加强盛的世界帝国。

而且我觉得,对于大多数穆斯林而言,伊斯兰国所采用的方式违背了他们的价值观。毕竟,他们对于伊斯兰国的所作所为感到恐惧。大部分被伊斯兰国所杀的人都是穆斯林。因此,伊斯兰国运动的暴力性质对广大穆斯林来说,根本不具吸引力。但是,这能吸引少数激进分子,而且这种想法将会强烈持续下去。

这不是为了美化终将腐朽、日渐狭隘的奥斯曼帝国,而是想要稍稍解释,

虽然现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几乎所有领土上的伊斯兰国运动都被驱逐了,但我预计这个想法会继续存在,之后会有其它新的运动来尝试和实现这个愿景——建立一个哈里发领导下的新的伊斯兰国家,在当今世界创造出一个强大的伊斯兰存在。它会回来的。

1683年9月11日那天清晨,围在维也纳城外那支部队的来历。那个百年来威胁着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帝国,并不是一群野蛮的化外游牧民族,更不是托尔金笔下那些形貌可怖、茹毛饮血的“半兽人”。他们甚至并不都是穆斯林。

Qdaily:有没有一些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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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金·罗根:在我看来,人们参与像 ISIS
这种极端运动的原因是国际社会和西方世界——尤其是欧洲和美国——对伊斯兰怀有敌意,不尊重他们。他们不公平地对待生活在西方世界的穆斯林,反对伊斯兰,对其持有偏见。所以,穆斯林想要坚持自己的信仰,并且受到尊重地生活,唯一方式就是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

奥斯曼帝国衰亡前的君士坦丁堡

我认为解决 ISIS
问题的最好方式是西方国家和东方国家联合起来,将穆斯林团体更平等地融入他们的社会,尊重他们的宗教、价值观,并以平等的法律制度和公民权利对待他们。如果你想让穆斯林团体以更受尊重的方式融入他们所居住的国家,怨恨感就会消失,也不会有穆斯林和激进分子想动用武力来反抗社会。但现在他们感到自己不被尊重,被社会所排斥。所以,我觉得现在非常困难。

当伊比利亚半岛最后一片穆斯林统治的角落也被西班牙的天主教王朝“光复”之后,那里的犹太人就开始逃难了。奥斯曼帝国接纳他们,不用他们改宗伊斯兰,让他们在辽阔的辖土内自由集会,自在经商。

穆斯林融入社会的问题并不仅仅只是世界上一个地区的事情,它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上次我来中国是
4
年前,那时我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一个中东会议。许多中国学者都在担忧地谈论加入伊斯兰国运动的中国公民数量。人数很少,但是他们将此看成威胁中国安全的问题。中国有着大量的穆斯林。我想,中国和欧洲国家在融合穆斯林方面也面临相同困难。不仅仅是在英国、法国、德国和匈牙利,今天许多欧洲国家不把穆斯林描绘成一个社群,而是将其看成他们社会中的问题。

有些特别念旧的家族保留着格拉纳达故居的钥匙,预备万一有天还能回家,19世纪一些西班牙人来到伊斯坦布尔猎奇,很惊讶地发现这里居然有人和他们说家乡话。

Qdaily:有人认为,某种程度上,现在欧洲的难民危机得归咎于所谓的“受害”国家自身,它们多少都背负一些历史责任。你怎么看这个观点?

苏丹要是有事和君士坦丁堡的东正教牧首商量,一定只在教堂后门外头,就和他们从不踏入耶路撒冷的圣墓教堂一样,他们生怕后人会以“哈里发”也曾来过的借口强行把教堂改为清真寺。

尤金·罗根:现在,欧洲正面临从地中海和土耳其东部涌来的难民和移民浪潮。我觉得要区分几个群体,比如从利比亚出发跨越地中海的撒哈拉以南移民;因为经济困境逃离家园的人;因为战争离开故土的人,包括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等。我觉得欧洲的政策已经在尝试解决难民的权利,但是没有面对拥有正当权利去别处追求更好生活的劳工移民潮。欧洲还在从
2008
年的金融危机中恢复。欧洲人觉得自己的经济福利受到成千上万难民和移民的威胁,因此许多人发展出了极端民族主义和排外情绪,使得极右翼政党自
1930
年代开始,比其它任何时候都更容易在欧洲选举中获胜。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所有在维也纳以西找不到容身之地的异端邪说,全都能在东方的新月旗下得到庇护。后来流行文化里头所描述的“穆斯林大军”,其实是从帝国各个角落征召而来的不同民族不同信仰所构成的联合部队。

我想说,大多数欧洲人仍然认为他们有责任去关心那些逃离冲突、想要保护他们家人免受战争危险的人。欧盟针对如何对待这些难民也有清楚的规定。更大的困难在于成千上万的难民为寻求更好的生活,冒着生命危险穿越地中海。那些地中海南部的国家也面临非常大的挑战。它们的经济仍然问题重重,非常脆弱。同时,他们对那些弱势群体尽到人道主义义务了吗?在经济困难时期,他们听过国民对于工作机会和福利保障需求的呼声吗?

所谓“圣战”,其实只有在守卫维也纳的这一方才说得通,因为这边才有清一色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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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了这么半天,是为了给出一个背景,让大家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牛津大学史学家尤金·罗根(Eugene
Rogan)的这本杰作:《奥斯曼帝国的衰亡》。

▲ 奥斯曼帝国士兵,来自: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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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民族主义在当今阿拉伯世界仍然是一股重要力量

英国历史学家尤金·罗根(蒋立冬绘)

Qdaily:《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的一篇书评认为,现代中东问题的根源不是边界问题那么简单,而是该地区和现代性的复杂曲折关系。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中东顽固坚持其千年来基于宗教的帝国主义遗产。直到今天,这使得武力仍然是中东政治对话的主要手段。你怎么看这个观点?有什么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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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金·罗根:我认为许多西方分析师犯了一个错误,他们认为阿拉伯世界在政治上受到宗教信仰的鼓动。过去数百年,他们好像都忽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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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世俗民族主义的重要性。世俗民族主义在当今阿拉伯世界仍然是一股重要力量。我确实认为中东的边界暴露出了严重问题。一战中的整整
4 年,英国、法国和俄国经过谈判磋商定下了现在的边界。

一战是如何发生的

还有外交下的战时同盟。如何既能分割奥斯曼帝国土地,又与其它帝国实现权力平衡?假设他们赢得战争,打败奥斯曼帝国,英国、法国和俄国想给予每个国家同样规模的奥斯曼帝国土地,这样他们在战后就能够保持平衡,而且帝国之间也能保持和平。英国人承认英国和法国在一战时是同盟国。但是战后,法国和英国、俄国成了对手。

这本书引用了大量以前为人忽略的史料和文档(特别是阿拉伯世界的材料)的战争史。在现代世界里面,原来第一个提出要团结全球穆斯林、发动“圣战”来共同打击敌人的家伙,并非伊斯兰信徒,反而是个德国人。他的名字叫做马克思·冯·奥本海姆,是个出生在银行世家的男爵。

所以他们非常热衷通过实现欧洲帝国之间的权力平衡来保持欧洲和平。这意味着他们从来没有把中东看做这样一个地区,在那里,人们拥有他们自己的民族抱负。他们从来没想过怎样让中东的独立政府实现地区稳定。因为他们想象中东将会是一战中帝国们的一部分,想象这种情况将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想象他们的帝国将会持续
100 年,甚至更长。

早在1906年,奥本海姆就已经预言了:“未来伊斯兰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伊斯兰力量之大、地域之广,终会给欧洲各国带来重要影响。”

现在我们知道,他们的帝国持续不超过 30
年,但他们那时不知道。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设想中的欧洲和平指的是在他们几个帝国之间实现权力平衡。所以他们划分疆界来显示帝国之间的互惠,而不是用磋商程序,或者和长期生活在那些领土上的人们达成共识。我们看到欧洲在中东遗留的边界问题所造成的局势引发了长期的紧张和冲突状态。

具体点说,他的计划就是要激发穆斯林“尚武的天性”,重新唤醒最初伊斯兰信仰扩张时那种人人视死如归的狂热,让他们“一手持剑,一手《可兰经》”,响应一位伟大导师甚或先知后裔的呼召,赶走骑在他们头上的欧洲殖民势力,对付那些瞧不起他们、自以为高人一等的西方异教徒。

例如,叙利亚和黎巴嫩之间长期处于压力之下,叙利亚从未真正接受黎巴嫩与大叙利亚领土的分离。叙利亚在内战期间占领黎巴嫩长达
30 年之久,很不情愿接受黎巴嫩独立。这也就像 1920
年法国占领叙利亚时的情况;我们还会看到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关于如何分配英国人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的领土问题上的持续冲突;我们在库尔德人身上再次看到了这一点。他们的民族抱负在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和土耳其的创建中从未受到尊重。这之中的每个国家都有一个小型的库尔德团体,他们在争取建立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国家,并且与宗主国之间的斗争由来已久。

他这套想法非常激进,就连当年绝大部分的穆斯林自己也没有想过,偏偏德皇威廉二世十分重视,聘请他当“首席法律顾问”,专门在御前汇报穆斯林世界的状况。于是这套主张开始流传,在德国成了广为人知的“伊斯兰政治”(Islampolitik),赢得许多人的信服。

所以,我觉得试图将当地的问题描述成某种带有他们宗教信仰的千年思虑是错误的。我的确认为民族主义势力、世俗价值、帝国的边界遗产被用于实现欧洲帝国之间的平衡,而不是保护那些生活于此的人。

为什么一位德国“东方学者”会构想出这么古怪的论述?而且还要受到官方支持,想要把它变成实际可行的策略呢?

Qdaily:关于现代中东史,中国读者最熟悉的书可能是记者斯科特·安德森的《阿拉伯的劳伦斯》。但我看资料,这本书其实有很多争议,比如有人认为它过分强调了个人传奇,一些历史事实也出现了问题。我比较好奇,你怎么看这些争议?如何评价这本书?

那是因为这些德国人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是全球穆斯林“圣战”的敌人,相反地,英国人、法国人,以及俄罗斯人才是伊斯兰世界的真正仇人,是他们占据了穆斯林的土地,将它们纳进庞大殖民帝国的管辖范围。

尤金·罗根:我喜欢斯科特·安德森的书,读起来很愉快。他这本书写了四个厉害角色。这些角色包括所有方面,比如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他们的命运在一战中东的不同方面交叠。从叙事结构角度考虑,我觉得它是一本读起来很有趣的书。

恰好这两个国家皆是德国的对手,而敌人的敌人就是自己的朋友,所以在敌后策动谋反当然是个好主意了。

但是,那不是我个人想要接近一战中东的方式。我真的很想尽可能地避免聚焦政治领袖。我对写一部普通士兵和平民经历的社会史更感兴趣。他们陷入的这场战争有着前所未有的暴力和毁灭。战争在很多方面改变甚至摧毁了他们的人生。

只不过主意虽好,实行起来却还是少了最重要的一环;尽管德国也可以派出庞大的间谍队伍,深入敌后策动阴谋,可他们也是西方异教徒,未免师出无名。

因此,我试图避免强调阿拉伯的劳伦斯。他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形象,激励了很多书,给了很多书灵感,但是对我来说,过度强调劳伦斯是不对的。他在我的书里扮演了一个角色,把他放到历史中很重要,但不是说他主导了历史。

于是他们便将目光投向早已沦为“欧洲病夫”的奥斯曼,极力拉拢这个正被列强割据蚕食的老朽帝国,毕竟它的苏丹依然拥有“哈里发”的头衔,大可名正言顺地号召“圣战”。

所以,我这本书的叙事结构是描绘战争浪潮如何改变,人们如何卷入战争,而不是关注那些伟人,他们的经历和错误在很多方面被过度强调了。我觉得存在一种呈现一战不同的方式。我试图从作战各方来呈现这段历史,包括英国、法国和奥斯曼帝国等。

接下来的就都是历史了,德国果然顺利地和土耳其结盟,发动起一场针对英、法、俄等其他强国的“圣战”。这场战争,我们今天管它叫做“第一次世界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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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彻底改变了中东,它也将一直以这种方式被铭记

1914年,宣布参战后的伊斯坦堡,大批民众与官员,军士举着各种旗帜,在战争部大楼前游行。图/美联社

Qdaily:一种观点认为,现在土耳其当局在不断亲近奥斯曼遗产,疏远凯末尔遗产,埃尔多安的统治也越来越专制。你认同这个观点?你对土耳其的现在和未来有什么愿意分享的思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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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金·罗根:我觉得埃尔多安总统下的土耳其很特别。我一点儿也不认为这和奥斯曼帝国的过去有关。许多分析人士已经做了对比,因为埃尔多安帮助土耳其政府恢复了伊斯兰价值观,相比过去,这是一个主要变化。从凯末尔开始,土耳其坚持用某种方式将宗教和公共生活分离,使得土耳其成为一个世俗共和国。

老帝国的新对手

人们可以说凯末尔下的土耳其很世俗,没有给予大多数土耳其人的伊斯兰文化足够尊重。我认为这可能鼓励了许多人去支持这种政治,也就是埃尔多安和那些更偏向伊斯兰党派的人,他们在现代土耳其历史中走在了正义与发展党前面。我在想埃尔多安掌权前的正义党或者那些出现在
1990
年代的其它伊斯兰政党,当它们将伊斯兰价值观归还给土耳其政治生活时,一些人也会把它当作是过去奥斯曼帝国的复原,但其实不是。它是当代伊斯兰政治,不是奥斯曼帝国的伊斯兰文化。

尤金·罗根从另一个几乎被人遗忘的侧面,真正补全了这场大战在世界史上的意义。

我觉得人们将埃尔多安与新奥斯曼主义相联系的另一个原因是和 2011
年土耳其在阿拉伯之春中扮演的角色有关。阿拉伯之春的许多革命都由穆斯林兄弟会主导。这场运动在埃及发起,但是在其它国家也有一些重要运动。突尼斯、叙利亚、利比亚是穆斯林兄弟会主导,巴勒斯坦是哈马斯主导,它和穆斯林兄弟会很像。而穆斯林兄弟会和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的政治很相似,他们将埃尔多安在土耳其倡导的伊斯兰民主看作是他们国家也想要的那种。伊斯兰政党可以与世俗政党一起参与民主选举。像埃尔多安一样,如果赢得选举,他们可以执政。

我们不妨大胆地说,恰恰是奥斯曼帝国在它这场最后“圣战”之后的瓦解,造成了现今世界其中几种最激烈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冲突。

那时,时任总理的埃尔多安和总统阿卜杜拉·居尔访问了埃及和其他国家。土耳其总理在鼓励阿拉伯之春的革命者上很有影响力,尤其是那些与穆斯林兄弟会有关的人。因此,阿拉伯之春期间,土耳其对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如此之大,就像在奥斯曼帝国时期,土耳其所扮演的领导角色的复兴。

往昔,奥斯曼人习惯把它管辖的地方叫做“和平之土”,在其统治之外的世界则是“战争之土”。这个划分看起来非常可笑,因为它控制的地方几乎全是依靠战争征服得来的。

但是, 2013
年之后,随着埃及的军事政变推翻了穆罕默德·穆尔西总统,摧毁了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
2011
年革命之后,穆斯林兄弟会的影响一直在消退。最终,土耳其的影响完全被消除了,对埃及不再有任何影响。埃及总统塞西采取了非常敌视埃尔多安的土耳其的政策。

不过,这个想法背后却有一个相当久远的历史基础,可以上溯至古罗马人所说的“罗马和平”(Pax
Romana),甚至波斯居鲁士大帝所缔造的宽容和平,那就是在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帝国之下,所有臣民都不应该为了信仰以及族裔的差别而拔刀相向。

我觉得许多人都看到了阿拉伯之春结束之后埃尔多安的专制。在土耳其,许多人,尤其是世俗土耳其人,会将埃尔多安描述为苏丹。他们指的是他在安卡拉建造的巨大总统宫殿。但是,他们不是褒奖埃尔多安,而是一种讽刺,是在批评他。他像是把土耳其带回奥斯曼帝国失败过去的人。凭借伊斯兰文化,尝试成为专制统治者,这和奥斯曼帝国苏丹如出一辙。他的批评者认为,这破坏了土耳其的民主和凯末尔的价值观。伊斯坦布尔、安卡拉和伊兹密尔的很多人都深深认同这一批评。

果然,奥斯曼崩溃的结局,就是中东和巴尔干地区此后几乎从不休止的血腥战争。不断变形又不断自我分裂的民族认同运动,和幽灵一般不停回归的宗教认同政治,正是这一切争端的最大催化剂。

所以,我觉得埃尔多安的政治和奥斯曼帝国的过去,可比的部分很少。土耳其在阿拉伯世界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刻已经结束了。对于许多土耳其人来说,将埃尔多安和奥斯曼帝国的过去做比较,是在批评他,而不是赞美他。

不过话说回来,奥斯曼帝国在当年最后一次围困维也纳时都没有祭出“圣战”大旗,到了它的末日却要乞灵于这个德国人所启发的战略,这是否也说明了某些历史的趋势已经到了不可逆转的地步呢?

(注:据媒体报道,埃尔多安的总统宫殿名为阿克萨拉伊, 2011 年动工, 2014
年建成。它是 100 多年来世界上建成的最大宫殿,建筑面积达 15
万平方米,差不多是美国白宫的 30 倍。宫殿造价超过 6 亿美元,拥有 1100
个房间,其中 250 个供埃尔多安一家使用。)

从来不把宗教当成治国意识形态的土耳其人,此时忽然号召全世界的穆斯林圣战,亮起久已遭人忘怀的“哈里发”身份,是因为古老帝国遇到了它不曾见过的新对手—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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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的初始,帝国、宗教以及民族这三者之间的繁杂角斗,正是尤金·罗根这本书最叫人叹为观止的地方。

▲ 凯末尔,来自:维基百科

一直以来,欧洲列强对付和肢解奥斯曼帝国的主要手段之一就是鼓动民族主义,不止在宣传上支援它广大辖土内各个有心谋求自治的民族主义者,甚至干脆动手出兵。现代世界的第一场“圣战”失败了,宗教认同暂时输给了民族认同。

Qdaily: 2018 年是一战结束 100 周年。如果让你回看这 100
年,除了刚才说过的,你还有什么比较大的感受吗?你怎么看一战对世界历史的影响?我们能从中吸取什么教训?

可是在接下来的一百年,我们还会看到宗教意识形态的屡次回归,和民族身份的认同政治展开偶尔接合、偶尔断裂的缠绕戏剧。

尤金·罗根: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觉得参与到冲突中的不同地区对一战的感受都很不同。世界上每个地区的一战经历也都不同,所以他们会以不同的方式纪念一战。我们已经谈了很多一战对中东的改变。这些改变建立在英国和法国的国家制度和帝国统治之上,它们也是阿拉伯世界的重要遗产。

特别是在今天,全球向右回转,民族身份和宗教身份一再鼓动起西方世界的民粹潮流,我们现在读《奥斯曼帝国的衰亡》,或许会有历史幽灵始终不散的感慨。

但我很感兴趣的是,阿拉伯世界并没有真正纪念一战。尽管成千上万的阿拉伯人参与了战争,许多阿拉伯国家都充当了战场,但你能指望阿拉伯世界的人纪念这场战争吗?对他们来说,这就好像是别人的战争。因为这场战争并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被强加于此。
100 年过去了,他们对这场战争也没有什么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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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耳其,它非常重要。我觉得土耳其政府试图通过纪念战争来颂扬和证明土耳其的成功。这对土耳其来说很有意思。因为总统埃尔多安试图超越凯末尔的遗产,证明他是个比凯末尔更加伟大的领袖。所以,他不会颂扬那些让凯末尔出名的战役,比如加里波利战役。相反,他试图颂扬那些凯末尔没有参与的战役,比如奥斯曼帝国在伊拉克的库特—阿马拉之围所取得的胜利。这是土耳其试图和伊拉克人一起歌颂的一场战役,但伊拉克人没有什么热情。而在土耳其,许多人也不知道库特—阿马拉的胜利,所以它在土耳其也不怎么奏效。

向以色列军队投石的巴勒斯坦抗议者

但是,土耳其总会歌颂,他们会纪念在加里波利牺牲的士兵。一战中的奥斯曼士兵所打的这场战争不像是一场为自己的权利而打的战争,而是一场最终导致奥斯曼帝国分裂的战争。当然,它也是土耳其的独立战争。从
1919 年到 1922
年,他们将外国军队从土耳其共和国的领土上赶走了,尤其是法国、意大利和希腊。所以在土耳其,一战的经历以一种滑稽的方式变成了土耳其独立战争的经历。它像是一场普通斗争,将衰落的奥斯曼帝国变成了成功的土耳其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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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现在距离冲突结束已经 100
年了,中东可以对这场战争有着不同反思。但非常清楚的是,一战彻底改变了中东,它也将一直以这种方式被铭记。

曾经,奥斯曼帝国衰亡前的暮色

题图为奥斯曼帝国的骆驼军团,来自: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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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零一夜 | 第125、126夜

《曾经有一个国家》

style=”font-size: 16px;”>这简直就像是一个天堂般的和平世界,这是曾经有过这么样的一个国度,但这个国度是怎么失落的?又是怎么变成今天这样水火不容,非要拼个你死我活?

——梁文道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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