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利国际官网登录 永利国际官方网站 永利线上娱乐平台学习的革命: 第十一章

永利线上娱乐平台学习的革命: 第十一章



  学习的秘密核心
  怎样像规划商业一样成功地规划教育
  有时,一个伟大的真理铭刻在你的头脑中。
  或者,一句简明扼要的句子比一千本书更有效地表明了一个自明之理。
  或者,你感到一张遮蔽你双眼的面具突然被移开,因为你能如此清晰地看见某些东西,以致于你会奇怪为什么你以前从未看见过它。
  最简明的真理已经从我们为本书而分析的每一个成功的事例中显现出来了。
  ■世界上最好的系统是引向成功的。
  ■大多数目前的教育体制是引向失败的。
  它们的规划并不把每一个人引向失败,但是它们把很大比例的学生引向了失败。在某些情况下高达50%。一般而论,你规划什么,便会得到什么。
  世界上所有航空公司都希望他们的飞机在每一次都能100%地安全着陆。百万分之一的失败率都有理由被认为是一场悲剧。
  世界上最好的汽车公司花费巨款来使他们的生产不合格率从2%降低到1%。
  但是大多数学校体制实际上是在期望和规划一个可能导致任何一家商业机构破产的次品率。
  在商业上,人们使用有拼写检查功能的电脑,使他们写出的每一封信的用词都是正确的。会计事务所使用电子计算器和电脑程序来确保他们客户的财务报告和纳税的准确率达到100%。世界上每一个学用电脑的人都希望在被难倒时能够求助于一个朋友,以获得他的建议。
  但在学校的考试中,学生若使用上述常理来获取好成绩将会因欺骗而被取消资格。
  我们强调:我们不反对评估与资格审定。不仅如此,从我们的观点来看,大多数学校要求达到的标准低得可笑。
  在世界上任何地区的任何商业中,次品率达到20%都将被认为是一种经济上的灾难。只有学校这样的组织才把这种结果认为是成功的。
  ■SCANS发布的《工作对学校要求些什么》(1)的报告说:美国有半数以上的年轻人“离开学校时没有足够的知识或基础,使他们能得到并保持一份好工作。”如果你是一位美国的读者,请停下来把这句话再读一遍,并且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一半数量的孩子的未来而哭泣吧,这些孩子能离开学校的体制,却不能找到一份像样的工作。
  ■在同一报告中说:“这些年轻人要付出很高的代价,他们面学习的秘密核心对着一个工作没有前途的黯淡前景:还时时会失业。”
  ■SCANS估计,不到半数的年轻人能够掌握这些(要求的)最低的读写能力;为数更少的人能够掌握数学;而现在的学校只是间接地致力于听与说的技能。
  ■主持着一个名为“更多则意味着不同”(2)的大型的相似性研究的克里斯托弗·鲍尔爵士说:“英国的劳动力缺乏足够的教育和培训,是不够资格的。”
  ■鲍尔报道说:英国在工业部门的潜在劳动力的47%无法达到所需技能标准。如果你是一位英国的读者,请停下来再读一遍这句话,并且哭泣吧。
  经济的结果是够糟的了。但是更糟糕的是,被过糟糕的体制所抛弃的愤怒的人们却经常带着他们被拒绝的不幸,终生无法摆脱不成功的羞愧与绝望。
  但是我们有信心,答案不再会是相同的,当然它不在那个实际上是在导致生产次品的体制中。
  所谓学校里的卓越的新学习技巧能够完全校正一个把它的很多成员引向失败的社会,这样的说法将是最糟的鼓舞士气的拙计。没有生理的安全与情感的保障,最佳的学习不可能发生。即使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也没有给它的成百万的年轻人提供保障。
  18岁以下的6500万美国人中,有1300万完全生活在贫困中——五分之一。大约有1430万孩子生活在单亲家庭中,几乎有3%的孩子在完全没有双亲的情况下生活。(3)
  单亲家庭中的孩子最令人担忧。在美国,他们中的3/4在其人生最关键的头八年里至少有部分时间生活在贫困中。在平均水平上,单亲家庭的孩子比双亲家庭的孩子在行为与情感方面的问题至少高出二倍,而在学习障碍方面高出50%。他们在中学的退学率也高出二倍。有340万美国学龄儿童在每天放学后要自己照顾自己。(4)
  美国是发达国家中拥有最高青少年怀孕率的国家之一,它也与新西兰一样,有极高比率的孩子出生时双亲未婚。在未成年群体中,这个比例在激增:2/3的美国黑人婴孩和新西兰毛利婴孩出生于未婚父母,(5)而且他们大多在单亲家庭中成长。贫困的永久自循环在不断地继续。
  保加利亚的精神病学家和快速学习先驱乔治·罗扎诺夫称之为“社会暗示的典型”——整个社会环境决定我们所有人的成功或失败。(6)
  亨利·福特在很多年以前对此关系状态的一部分曾作过一个简要的概括:“如果你认为你能,或者认为你不能,那么你是对的。”其他人也经常再次强调这一说法:我们是我们认为的人,我们成为我们想成为的人。
  这里,我们不是在谈论“敏感,感觉,所有你必须做的就是想,你将来会变得富有”之类的幻想。在我们看来,所有的自尊都必须牢固地建立在确实的成功之上。而真正的成功是建立在自尊之上的。你不得不获取某些特效药来实现你所有的潜力。“自我感觉良好”是不够的,尽管它是秘诀的一部分。你必须把你的感觉建立在某些你能做好的东西上:数学、自然科学、烹调、缝纫、阅读、空手道、弹钢琴、体育运动、唱歌、跳舞——任何东西。
  但是,就像罗扎诺夫所说的,另一方面同样重要:我们也经常变成别人所期望的样子。当父母和教师每天将那些期望通过语言、态度、气氛和身体语言流露出来时,那么他们的期望就会变成对学生的限制。
  体育提供了无数个相反效果的例子。在60年代,新西兰奥克兰的某个地区住着三位运动员,他们获得了奥林匹克金牌或者在某一个中长跑比赛项目(800英尺、800米、1000米、1500米、1英里、5000米和3英里)中都打破了世界纪录。他们之中只有,三枚金牌得主彼得·斯耐尔(PeterSnell)一人是一位天生的运动员。其中的5000米冠军默里·哈伯格(MurrayHalberg)竟是有一条残废的手臂的人。他们的成功是因为教练阿瑟·莱迪亚德(ArthurLydi-ard)帮助他们发展了自信心,再加上训练,使他们能领导世界。莱迪亚德说:“才能并不是特殊的,每个人都可以做到,关键是动机。”(7)
  的确,并不是每个运动员都能成为卡尔·刘易斯(CarlLewis)、约翰·沃克(JohnWalker)或魔术师约翰逊(MagicJohnson),但是没有一个人是应该被引导至失败的。或许——只是或许——在50年前社会能忍受这种以失败为基础的教育体制,而那时,整个世界是不同的,我们的学校是为一个不同的社会服务的。
  在大多数发达国家中,它们为那些将来能成为我们的管理者和专业人士的人作了较好的准备工作:我们的会计、律师、医生、教师、管理人员、学者——大约占人口中的20%到30%。
  它们还为那些将成为熟练或半熟练技工和商人,或者成为将会支持大部分是男性管理人员的普通女性打字员和会计职员作了合理的准备工作。许多国家还让一些人早早地进入“技术教育”,使他们变成木匠、管道工、电工、油漆工、工程师和其他生意人的学徒。
  在20世纪中叶,基础学校也培训余下的年轻人从事那些当时需要的无需技能的工作。它们教授孩子们基本的读、写、算。我们的学校被规划为生产工业化的经济所需要的市民。它们生产了它们所规划的——它们所期望的。它们的考试制度也被设计成能造就合理比例的专业、技术与劳动型人才。
  甚至像新西兰这样广受赞誉、早期教育领域的领导者,曾在多年前,故意调整主要的高中考试,使这些考试确保有50%的学生不及格。即使整个国家的平均水平戏剧性地上升,那些读满三年高中的学生中50%的人也必然是要失败的。将来的后代将带着震惊和沮丧来回顾这种让人必须失败的情况。
  但是那时至少大多数的失败者能够找到无需技巧的工作,并且倒常常是高薪的。现在,这类人数剧增,但他们己不能如愿以偿了。他们找不到工作,感到泄气、受挫,经常使用暴力。
  我们研究之后所作出的每一个对“未来”的可靠预测使我们确信,这不是唯一的选择。我们生活在一个几乎任何事都可能发生、任何优异的成果都可以获得的世界中,但是对绝大多数想要从这个新时代中获益的人来说,这需要我们的教育制度向大多数人提供同样的教育结果,而它曾经只向20%到30%的优秀学生提供这类保证。
  正如鲍尔在他有关英国的报告中所说:“工作的性质在变化,它在日益变成脑力密集的、充满价值的和不可预测的劳动。有技能的脑力劳动正在代替受过训练的体力劳动,无技能的和低技能的工作正在迅速地缩减。雇主现在要求有更多专业知识、技术和管理技能的人员。将来的竞争型经济将依赖成功的教育体制所培养出来的那些教育与培训的平均水平都很高的人群,而不只是一小部分领导精英。”
  鲍尔的报告呼吁英国增加高等教育——学院、工业大学和综合性大学的学生人数,在这个十年内猛增50%。它还呼吁把更多的实践培训与学校教育联系起来。
  和鲍尔一样,我们相信“更多意味着有不同的选择”,在以后的章节里,我们将列出许多能达到这一目的的方式。然而它不会在任何一个哪怕是使一个学生走向失败的学校系统中取得成功。正如在体育活动中一样,这并不意味着使每个学生都取得第一流的学业成绩,它意味着每个孩子都会有机会在某些事情上取得成功——并且经常地成功。
  现在很明显我们并不是在批评遍及世界各地的各个层次的学校,我们在讨论一般的准则。学校和社会期望什么,它们计划达到什么——一般来说它们就会达到什么。计划失败,那么你就一定会失败。
  同其他为成功而设计的体系比较一下——看看那些成功的例子:
  ■比如美国的武装部队,那里从来不允许50%的失败率。不论你对1991年的海湾战争如何看,美国军队的导弹向萨达姆·侯赛因的武装部队倾倒而下,向世人表明了其优秀的军事技术、军事计划、军事效率和能力。
  ■在迪斯尼乐园,每一位新到的清洁工,在没有经过为期一周的关于这家主题公园的理念、价值及吸引力方面的课程培训前,都不能去清扫地板。(8)在那儿,每一位游客都被看作是客人,每一位员工都被看作是在每天那些精采的、给人带来欢笑的表演中起到很大作用的合作同伴。
  ■在硅谷先锋,技术水平较低的计算机装配人员与有博士学位的系统设计人员一起工作、吃饭、锻炼和玩;所有人无一例外地被鼓励把计算机带回家,与家庭其他成员一起探索新的思想;所有人在取得的成就面前都是合作伙伴;大部分人拥有着足够的权力来决定适合自己的每周工作时间,不必打卡计工时。(9)
  ■日本的松下公司每年收到600万条职工的建议:其中有90%在日常工作中被采纳,用以激励员工分享不断提高的成绩。(10)
  ■为了发展世界上最大的快餐连锁店,(11)麦当劳拥有价值4000万美元的汉堡包培训大学。
  ■日本索尼公司推行这样的政策,只要被公司录取,它就不管你过去受到怎样的教育或训练了,因为它想要每个人都被看作一个能有成就的人,一位创新者,一位“对未知领域的探索者”,并作为建设更好未来的一名贡献者。(12)
  ■位于康涅狄格州诺沃克的斯图·列奥纳德所办的著名奶制品店,在80年代期间每年仅在一处的平均销售额为8500万美元(每平方英尺3000美元——与全国平均水平的300多美元形成对照)。该公司会送给每位愿意参加14周戴尔·卡耐基课程(DaleCamegiecourse)的员工600美元——其中包括一位每周工作20小时的高校兼职打工仔。(13)
  或者以任何计算机系统追求标准化的成功为例。比如,用来排印本页的程序,就完全和一个自动“拼写检查器”联系在一起。当每章结束时,如果需要,该程序将自动扫描每个单词,并探究每一个可能发生的错误。期望百分之百的正确,而且正因为这种期望及相应的软件——几乎所有的书都能被正确地拼写。更有甚者,计算机化的拼写检查器是一个内在的自我修正的教学器,甚至拼写技能最差的作者使用它也能检查出错误,并能不断地从屏幕上看到正确的或者几个可供选择的词。从而使他们可以从错误中学习。他们期望达到百分之百的成功,因为有此期望并知道如何获得,所以他们成功了。他们知道他们的成功根据的是他们创造的最后结果,而不是学习过程中的错误,而且在此过程中他们学会了正确的拼写。
  正如当托马斯·爱迪生关于蓄电他的实验第1万次没有结果。他的朋友试图安慰他的时候,他所说的那样:“我没有失败,我只是发现了1万种不能运作的方式。”(14)
  在今天的大多数学校系统中,爱迪生可能被认为是个失败者。事实上,他只接受了三个月常规的学校教育,却成了拥有103项专利的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家之一。
  或许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爱迪生,但每个被积极鼓励的幼儿似乎都有同样永不满足的冒险和探索的精神,这使他们有可能成为伟大的科学家和发明家。
  托马斯·阿姆斯特朗(ThomasArmstrong)是《唤醒你孩子的天资》的作者,他谈到了学龄前儿童对于新的学习的非凡的开放性。他说:二三岁时,几乎每个儿童都“突破”了语言和学习的关口。
  幼儿在充满了情感、关怀、支持和鼓励之类的理想氛围中学习效果最好。如果学校里继续具有相同的态度,那么在那里儿童学习的速度和乐趣也将持续下来。
  有许多方法可以达到这种学习上的重大提高。这在后面我们将谈到,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在世界范围内所检验的每一个积极的教育上的彻底转变都始于自尊——或自我形象。如果一所学校像那些先进企业一样也在寻求成功——在那里每个学生都被鼓励成功,那么,这种尊重就获得了营养。
  科林·罗斯,这位以英国为活动中心的,制造世界上卖得最快的快速学习外语培训课程的企业家说:“在我们研究出来的所有的成果中,最重要可能就是这个:对于我们能否是好的学习者——或者干脆就是能否做好任何一件事而言,我们的自我形象可能是最重要的。”(15)
  每个在这本书中着重提到的学校领导人都会同意这一点。所有这些人用各种各样的技巧来确保每个孩子的自我形象成熟起来,并因此在实践中取得了成就:
  ■1983年,当唐·扬克(DanYunk)博士作为堪萨斯州曼哈顿的诺斯维尔(NorthView)小学的新校长到达学校时,他发现该校测试分数极低,纪律松散,教职工队伍士气不振。
  今天再去参观,你会发现学校在气氛以及效果上都已经彻底改变了。你会发现四年级的学生正通过做比萨饼学习分数,通过唱歌学习西班牙语以及通过戏剧和歌曲学习美国历史。你会发现四年级的学生与幼儿园的小朋友合作,他们自己扮演老师,写下那些五岁儿童的故事。
  你会发现从早晨7:00开始学校的体育馆中就有孩子了。你会发现它适应了所有不同的个体学习特点:拥有大量可见的东西、声音以及活动。现在你会发现学校里的大多数孩子都会玩乐器,并且课程表上有丰富的艺术课程。
  1983年,扬克发现这里的老师“20年以来从来没有到过别的教师的教室”,(16)这种工作方式使其他国家的许多教师难以理解。而今天,教师之间的合作已经成为了一种规范。
  在他刚到学校的时候,“家长们感到很不舒服。而现在,他们担当起了家庭教师、辅导员以及良师益友的角色,其中一位甚至成了电脑俱乐部的会长。”1983年,诺斯维尔学校四年级学生中只有大约三分之一达到了预期的合格水平。而到1990年,97%的学生成为该州最优秀的3%的学生中的一部分;在某些领域占了最好的l%,扬克有成功的秘诀吗?正像商界的比尔·赫立特(BillHewlett)和戴维·帕克德(DavePackard)“通过四处走动来进行管理”的秘诀一样,“授予学生、家长和教师权力,他们必须感受到他们拥有这些权力。”
  ■在马萨诸塞州洛厄尔的磁铁城学校位于传统的新英格兰工业城市的中心。它早在80年代就建成了——家长和教育界的领导把它规划为世界上最特殊的学校之一。
  因为这所学校不仅仅是一个学校:它是社会的一个缩影。它有自己的中央银行、商业银行、法院、货币、律师、出版社和商业机构。它发行自己的报纸、杂志和年鉴,所以它的“教职工”学习如何像记者和编辑一样写作,学习如何像出版商和电脑操作者一样进行工作。它的“公民”用他们自己的货币来相互买卖货物和服务,并且还学习关于利率、银行存款、利润和亏损帐户的所有知识。
  家长们完全被卷入了其中。那里有一个每天工作两小时的电脑顾问,但是他并不把那地方看作一个学校。“我们是一个家庭,”他说,“学校和学生、家长们在一起。”(17)
  校长苏艾伦·霍根(Sue-EllenHogan)说:“我想使它成为一个相互影响的社会。”在学校转入“微型社会”之前,常规课程每天占据4个小时,但是甚至课堂也是适应真实世界的,一位教师说:“我教的是出版,而不是英语。”但是学生们学到了两者。那么纪律呢?不用惊奇,学生们大多自己控制:处理他们自己的案件,包括指控、上诉、辩护和陪审团。把公民学作为一门学科吗?“它不仅仅是课程的一部分;它也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该校的学生在所有的标准测试中都远高于年级水平,但是家长、老师和学生认为那只是所取得的成就中很小的一部分。这所学校坚定地以经验是最好的老师这条原则为基础,而那种教育又是牢牢地建立在从实践中所取得的成就及其自我评估的基础上的。
  ■新西兰北帕默斯顿(PalmerstonNorth)的蒙拉德中级学校位于一个低收入地区的中心,就在几年前一个尖锐的电视节目中,这个地区还是以吸毒和社会性的绝望而闻名,然而近年来它却成了全国最鼓舞人心的地区之一。
  在那个电视节目播出之后不久,布鲁斯·柯克(BruceKirk)就作为新的校长到了学校,其教职工的流动比例令人震惊,它的学生也情绪沮丧。
  现在你几乎认不出那个地方了,它拥有全国最高级的电脑设备。11岁的孩子每天都在学习掌握像先进的桌面电脑印刷、将图像从录像带上扫描下来并用于电脑制作的校报之类的技能。其他的人则用电脑程序来创造音乐,解决问题,如果落后,则用电脑程序赶上他人。学生们每天早早地出现在电脑边开始工作——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可以在午饭时间留在那里继续工作。学校还有相当广泛的乐高工艺课程。走进乐高的教室就像进入了一个复杂精密的车间和实验室。你可能会发现两位12岁儿童正在一起设计一种电动洗衣机,而其他两位呢,正在试验水力发电。
  电脑和技术仪器的购买不可能超出学校的正常预算,在这里,蒙拉德学校已经从它的一个邻居那儿获得许多帮助:该邻居是国际格兰素(Glaxo)药物公司在当地的分公司。几年前,格兰素与蒙拉德结成了合作关系,它每年向学校提供35000美元资金。柯克说:“这不仅仅是美元的交易活动,格兰素像我们一样一直在讲:把人放在第一位,其他事情都会各归其位。”(18)
  已经退休的格兰素首席执行主席托尼·海温特(TonyHewett)说,这种合作关系的成功之处在于“典型的动机促进技术,它的大部分内容不过是对人有兴趣。仅有的一个事实是:孩子们知道其他人对他们感兴趣,我想,这是成功的主要方面。”
  虽然企业的资助很多,但随便问学校里一个人,你会被告知真正的改变在于态度上的变化。
  当初布鲁斯·柯克第一次到学校时,他问学生们和教职员工学校里有什么问题,如何改变现状。
  “他们毫不迟疑地告诉我他们想要学校好一点。他们从未感觉好过。”
  新西兰的大部分学生穿制服。在蒙拉德学校他们想要一套新的学校制服,他们会为此而骄傲,于是孩子们自己设计了制服,自己选择面料和款式。
  然而学校里最大的变化可能在于他们与家长和当地社区建立联系的方式上。在学校采用的所有新方法中,最重要的是小型公共汽车的采用,学生们每周乘坐公共汽车访问当地的退休职工或者参加其他社区活动。
  每个学生都参加了生活技能训练。从红十字会中他们学会了如何照料婴儿。他们还学习汽车维修的基础知识,学习怎样修补自己的衣服,怎样烘烤面包,怎样做好饭菜。学校的管理者还开设了一门教小孩学习洗涤的课。所有这些活动都要学生亲自动手,他们学习为真正的婴儿洗澡、为真正的汽车换轮胎。
  蒙拉德也是一个文化交叉的学校——它设置的课程也是如此。大约25%的学生是毛利人——其文化促进团体在帮助毛利人父母们进入学校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许多毛利儿童经常身着他们的传统服装载歌载舞。
  父母们会讲到孩子们在自尊方面有了最大限度的提高。作为毛利人父母的德比·格林(DebbieGreen)说:“几年以前孩子们从未有过自尊,他们嚼着口香糖在大街上蹓跶,给警察惹麻烦,现在,孩子们感觉到用不着为了引人注目而那样做了,他们知道可以加入毛利人俱乐部,在学校里也不再会因身为毛利人而受人歧视了。”
  蒙拉德事实上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它把自我尊重、生活技能的学习以及深深扎根于学校和社区各类活动中的课程设置结合了起来。
  在本书出第一版时,蒙拉德与格兰索的合作关系由于后者的主要业务从北帕尔默斯顿移到奥克兰而改变了,然而其积极有效的结果为其他学校及社区提供了很好的榜样。
  ■我们的个人调查有很多来自于讲英语的国家,然而最有趣的却来自于亚洲。
  日本的学生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测验中是全世界得分最高的。90%以上的学生毕业于高中,日本几乎没有文盲。但是日本用于公立教育方面的投资比例却少于其他大部分发达国家: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3%,而加拿大为7.8%,英国为6.2%,美国为6%。(19)
  很多主张“回到基础教育”的西方人把这种成功归因于日本非常僵化的长时间教育和机械学习上,这是初中及高中教学的主要方式,但参观任何一所小学校,你会发现相反的情形。(20)在小学里,简直就是幼儿园的气氛。在二年级教室我们看到有的孩子在地板上玩土球游戏,有的孩子在墙上制作漂亮的美术作品,孩子们看起来很放松,生理与感情上都有安全感。
  在市立织田小学孩子们的午餐室里,你会又一次感觉到他们的社会性及情感性的发展状况是良好的,学校用优美的古典音乐做背景,孩子们戴着卫生口罩为其他排队等待午餐的孩子服务。
  事实上,从幼儿园到小学三年级,日本学校的教育目标是社会化:教孩子们学会成为集体中的一员。调查了东京的13所小学后,美国研究者凯瑟琳·刘易斯(KatherineLews)报告了日本小学全部的教育目标和方向,只有12%是属于学业上的,其余部分涵盖了礼仪训练、同伴关系社会化、孩子们自己的感觉、个性的发展、体能的训练、卫生与个人习惯的培养。“整个所见所闻使人联想起童子军的集会或一所星期天学校,而不是一年级学生的课堂。”(21)
  日本幼儿园和小学教育给人留下的巨大印象是:它把儿童情感上和社会性的发展作为将来学校教育的基础来抓。这样的话,它可能为学生后来的快速学习打下了世界上最好的基础。
  一个在一定程度上使美国教师迷惑的问题是日本小学似乎把班级管理权交给一小部分同学,激发小群体的自律精神和责任心,比如清理墙壁上的涂鸦等,结果是:杜绝了乱涂乱画。
  日本的小学也没有“按学生成绩或能力分班”。在每个年级,学习比较差的同学与较好的同学合在一起,升级是自然的。日本人是很不强调个体特性的——它的文化氛围鼓励着一种团体和家庭的观念。因此对“失败”的孩子来说,据其能力或其他标准把他们分离出集体的做法会被认为是反社会的。
  同在其他许多国家一样,日本的教师在社会上享有公众的尊敬。日本还有一种文化传统,就是把教师视为有特殊问题儿童的“生活导师”。《新闻周刊》的前驻外编辑、在日本居住多年的罗伯特·C·克里斯托弗说:“日本教师的职责扩展到了他们学生的整个生活中。如果一个孩子突然成绩下降,或在吸烟或有其他过失彼抓到时,他的老师几乎总是会主动打电话给这个孩子的家长,找出困扰孩子的原因并提出纠正的方法。”(22)
  日本当然是个比较均一的国家——几乎没有贫富很悬殊的现象。外界会说日本太一致了,用一句俗语说:“谁要出头,就会被压下去。”然而,克里斯托夫这样说:“这种一致性来自于我们所知道的‘根部约束’——这个词来自‘盆栽’(bonzai)文化。每当一棵小树被培育,它的根要经过很小心的修剪和定位,以此来保证盆景植物将来的发展。”很明显,“根部约束”与日本早期教育系统是有很大联系的。
  很不幸,日本在高等学校的教育变成了沉重的机械式的学习。其英语教学方法即使与那些离我们下一章将要讲到的快速学习结果相去甚远的学校相比也会被认为是太落后了。因此,他们的外语水平一般来说远远落后于荷兰与瑞典。但是对那些方法的批评不应抹杀“根部约束”和把家庭与合作放在第一位的特殊文化所带来的益处。
  正如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先生所说:“西方社会及政府的观念与东亚的基本不同之处在于:东方社会相信个体存在于家庭背景之中。”(23)
  美国领导人在竞选期间大谈“家庭的价值”,而亚洲领导人认为西方家庭的破裂正在使社会走向衰败。新加坡外交部的常任部长基肖·马布班尼(KishoreMahbubani)说:“从60年代至今,美国的人口增长了41%,然而同一时期其暴力犯罪数量增长了560%,非法生育人口增长419%,离婚率增长400%,单亲家庭的孩子人数增长300%,青少年自杀率增长200%以上,而学习能力的测验几乎降低了80分。”(24)有着这样的记录,马布班尼认为西方应该“停止对亚洲指手划脚”。
  在《亚洲大趋势》一书中,约翰·奈斯比(JohnNaisbitt)依次将“工作努力、尊重学习、诚实、自律、自我依靠和真诚”作为优秀亚洲人的人格品质。家庭单元很久以来就是亚洲社会的基础。奈斯比说:“在亚洲,各个家庭自己照顾自己,这是首要的,它强调个体的责任。对于亚洲人来说,中央政府对家庭生活的参与在文化上是不可思议的,是很糟糕的事情。家庭第一的思想是亚洲几乎每个国家的储蓄率高达30%或者更多的原因。亚洲人以家庭和自我满足为念,不仅相信福利对竞争而言是个沉重的负担,也认为福利降低了家庭的重要性,并导致非婚生生育率增加(美国30%的婴儿属于非婚生,而马来西亚只有1%)、离婚率上升、自信心的丧失和学业成绩的下降。”
  以家庭为单元构筑起的中国社会体系,这一亚洲的强势经济力量,对亚洲和亚洲家庭价值观又作了进一步的补充:作为传统,它强调学习是每个孩子的重要目标。在丰富的文化传统里,亚洲国家已经显示出他们能够利用世界上最好的技术突破并加以改进,同时保持了他们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念。
  在信息通讯技术方面他们就是这样做的。我们可以预言:中国家庭的兴趣将会是考虑利用卫星和廉价的家用电脑—电视终端,为亚洲这一重要的人口群体提供交互学习网络的首要原因。
  台湾具领导地位的电脑生产商宏著集团已投资700万美元用于建立宏碁基金会以便普及新的商业手段。宏碁还创建了它自己的儿童电脑与电子游戏杂志,用的是中文。如果使用普通话的、联结亚洲各地的卫星教育计划在解决两岸局势方面比政府官员发挥更大的作用的话,我们是不会感到奇怪的。
  香港——1997年7月将回归中国——在卫星通讯方面己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新加坡的目标是在1999年前成为第一个完全网络化的社会,通过电子网络把所有的家庭、学校、商业部门和政府部门都联结起来。(25)
  新加坡华人商会也决定建立一个叫做“华人国际商业网”的电脑网络,该网络将在世界范围内联结所有的华商会。(26)
  最意味深长的是,当《学习的革命》一书一问世,一所新加坡学校作为最早的海外求购者通过空运为它的每一位职工购得一册,然后又为家长订购了几百册。当这个版本预备出版时,这个学校已在筹建一所“快速学习中心”,以让亚洲地区教师学习可以改革教育的学习方法。(27)

  在学校快速“迎头赶上”

在中国人都在学习美国的时候,殊不知美国人也在热烈反思自己的教育,并找到了一个学习的榜样——芬兰。被誉为全球教育水平最高的芬兰,到底有多牛,为什么这么牛,请看这篇综合编译多篇文章的精华分享。

只要找到正确的按钮,学习就会一点而通

在全球教育界,芬兰人俨然是令世人瞩目的一颗新星。自2000年开始,经济合作组织每3年举办一次15岁学生能力评估测验“国际学生评量计划”,芬兰青少年连续两届在阅读与科学两项评比中称霸。梁文道在他的《开卷八分钟》节目中,也对芬兰的教育体系赞不绝口。

  一直到海伦·凯勒(HelenKeller)10岁的时候,她仍然是一个失聪、失明、失语的人。
  但是在16岁之前,她已经学会阅读盲文,并且有足够的书写和说话能力进入拉德克利夫(Radcliffe)学院。1904年,她以优异成绩毕业。
  幸运的是,她的第一位教师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关“学习障碍”之类的术语。
  由于海伦·凯勒不能运用她的视觉和听觉,她主要是通过触摸来学习。现代科技的突破已经提供了工具,使我们能轻易地学得更加轻松,甚至那些有可能被列为迟钝或智力差的学生也能学得很轻松。
  差不多在凯勒毕业之后一个世纪,她带给世界的信息依然清晰:每一个人都有潜在的天赋——在某一个方面。
  显而易见,你越早开始开发那些才能,它们就会发展得越好。《幸福》杂志的一项调查的结果表明,在产前护理方面每花1美元就可以在产后医院特别护理方面省下3.38美元。入学之前在最好的幼儿早年教育上每花1美元“就可使用在特殊教育、福利事业、未成年怀孕和监禁罪犯上的6美元”。(1)
  但是即使在婴幼儿期孩子的遭遇很糟糕,孩子们是否在小学里仍然能够跟得上?非常幸运,事实证明,他们是能全面跟上的。这并不否认一些孩子确实有学习困难。但是用智商测试来分类,给他们贴上“学习障碍”的标签是本世纪最大的教育悲剧之一。正是这个贴标签的行动常常使情况变得更糟。我们的研究使我们确信,任何人都能使用他或她自己的方式学习,而且那些方式是各不相同的。

事实上,在教育投入最多经费的北欧国家瑞典、丹麦和挪威,以及美国、韩国、日本、英国、南非等各国教育机构与领导,也跨海特聘芬兰教育专家,为他们的教育体系把脉、开药方。美国杂志《经济学家》更在2007年发文建议,欧洲领导人应暂时放下所有活动,“回芬兰的学校上课。”

两条关键的原则:思想──大脑的连接和思想──身体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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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条原则强调的是,学习不仅仅是一个学校里的过程。就像一个婴儿通过吮吸、抓、爬、慢慢移动、走、攀、摇晃、旋转来使大脑得到发展一样,儿童和成年人也是这样。在你出生以后,你再也不能使你其他的大脑皮层细胞发育,但你可以在一生当中使那些神经细胞的树突——大脑的连接和记忆分枝保持生长。
  黛尔蒙德教授和她的合作研究者们在伯克莱大学已经证明,身体的和精神的刺激作用越强烈,树突细胞的生长就越大越好。(2)明尼苏达州立大学的帕尔默教授证明,幼儿园里的常规体育活动能够明显提高五岁儿童的学业成绩,因为那些需要集中注意力的体育活动事实上促进了大脑的发展。(3)第二条,大脑与思想不是一回事。简单他说:如果你把它们和电脑相比,大脑就是硬件,而思想就是软件。大脑是生物学和神经病学意义上的:它有神经原,胶质细胞,神经细胞的树突和髓磷质、髓磷鞘,它们共同提供了生物机制。在这本书里,思想是大脑的内容。通过身体来刺激思想发展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非常需要的。
  海伦·凯勒又一次成为经典例证。(4)学习字母,她就几乎用了三年时间。她的老师安妮·沙利文(AnneSullivan)能够通过触觉与这个女孩的大脑和思想产生了联系。接着,她在她的手上拼写单词。然后,海伦学着阅读和书写盲文,但那是在她自己的时间里做的。
  五个主要因素影响了海伦的学习能力:时间,文化,学习内容,支持以及选择的自由。
  显然,时间是至关重要的。她的第一步学习耗费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是一旦有了最初的成功,她就能迅速地扩大这些成就。对她来说不是什么“能力缺陷”问题,而主要是存在残疾并需要按她自己的时间表去克服它们。如果她在现在的被严格分级的班级里学习,她就永远不会成功。
  文化也是重要的。海伦·凯勒的文化环境重视说和读的能力。比较起来,在一种没有书面语言的文化中,航海术可能会被认为比阅读更重要。就这样,文化决定了学习的内容,以及学习中的问题。“特殊教育”教师和作者托马斯·阿姆斯特朗(ThomasArm-strong)简明扼要地说:“文化规定谁是残疾的……在我们的社会中,一个被认为读诵困难、患有多动症或有学习障碍的儿童在另一种文化中也许是出类拔萃的。”(5)
  凯勒的处境是又聋又瞎又哑。她不得不在有限的范围内学习。如果对她进行一次以语言为基础的智商测试,她的总体评分将会是很低的。如果没有沙利文,她也许会被安置在一所低能儿童学校里,而不是成为一个具有极高天赋的人。
  有一位耐心细致且又有能力的教师的支持同样是极为重要的。沙利文从来没有对海伦丧失信心,即使这个女孩有时也会有极坏的脾气。
  海伦·凯勒还拥有选择的自由。十岁的时候,她决定学习说话。没有人催促她,她按自己的时间和实际情况学习。这个信息再次清楚地表明:在传统教育中,太多的人处于从有意识到无意识都无法选择的处境之中。
  安妮·沙利文发现了大脑一身体的连接和思想一身体的连接,因为她也曾经历过学习上的困难。幸运的是,现在有了许多其他研究成果来支持那些发现。

芬兰的实际对手只有采取大量训练的教育模式的韩国和新加波,而芬兰的教育方法却与他们截然不同。

特殊运动学(SpecialisedKinesiology)

芬兰另类的教育制度

  有一些最有趣的研究和实际应用来自于特殊运动学领域。就像运动感觉(kinesthetics)或运动是许多学习方式中重要的方面一样,运动学(关于运动的科学)和运动感觉(kinesthesia)(位置、运动以及身体各部分的感觉)也都是许多学习方式中重要的方面。
  由于运动学帮助运动员在运动会上创造了最好的成绩,所以它已经在一些国家变得很出名。慕尼黑运动学学会的布里奇特·哈斯·奥罗根(BrigitteHaasAllroggen)在谈到这门科学对奥林匹克运动员的影响时说:“一切都出乎意料。我们从奥地利最好的运动员身上开始下功夫,后来他们获得了奥运会奖牌,成为具有世界水平的竞争者。接着挪威的奥运会运动队来到我们这儿,还有意大利的。他们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6)
  相似的技术现在用到了教育上,而且不仅用于有学习困难的人。华盛顿特区的运动学专家凯瑟伦·卡罗(KathleenCarroll)把她的训练和综合快速学习策略联系起来,她说,运动学能提高任何一个人的学业成绩。(7)
  运动学能帮助学习,部分原因在于大脑传送信息是通过微电波和化学的方式,以及压力能使这种传递产生障碍。教育运动学专家简单地说,当我们处于压力之下时,我们的大脑“短路”了。他们认为这是学习问题的主要原因——给这些问题贴上“读诵困难”或其他什么标签一般只会增加压力。那些用于消除左、右大脑之间障碍的简单练习经常可以解决问题。消除了障碍,你也就解决了困难。
  特殊运动学研究及实验者高登·斯多克斯(GordonStokes)和丹尼尔·惠特塞特(DanielWhiteside)通过设在加利福尼亚伯班克(Burbank)的三合一理念学会,已经取得了一些最显著的成果。他们认为,80%的学习困难与压力有关,而这通过运动学就能解决。(8)
  他们已经编了一套身体练习操——使用施压点形式、肌肉测试和协调性形式,对大脑的电路结构重新调整,以此消除压力,消除短路造成的障碍,激发学习能力。通过身体的活动,他们已经有能力改变大脑和思想的状态。
  由于左右两半脑和谐地工作时,可使大脑发挥最大功效,所以许多运动学练习操能够帮助你变得更集中、更协调、更放松,学习变得更加容易和自然。奥运会运动员也使用同一种方法进行集中性练习,准备比赛。
  教育运动学专家保尔·丹尼森(PaulDennison)和盖尔·丹尼森(GailDennison)已经编了许多最好、最简便的练习操。这些练习操被收录在一本有很高的指导价值的小册子《大脑体操》(BrainGym)中,并附有图例。(9)
  这些练习操最初是由保尔·丹尼森博士为那些被认为有读诵困难的人设计的——那些人是反向看字的,就像看镜像一样。但是它们不仅仅能帮助有困难的人们,它们还可以被用于任何年龄阶段的人们,甚至还包括那些认为自己没有学习困难的人。对于任何年龄群,比如说,对于需要“改变状态”的班级,它们都是最优秀的。
  不幸的是,大部分学校还没有采用这些方法,但是凡使用这些方法的地方,效果都是非常显著的。有一个典型例证来自加利福尼亚的希拉·维斯特初中,在那儿,“三合一”理念被用于11名接受特殊教育的学生。他们的学习成绩分别低于他们的年级水平三至七年。他们都被认为有读诵困难。一位运动学专家对这些学生进行了为期八周、每周一个下午的练习。当这个练习过程结束的时候,在六项学习能力的测试中,有73%的学生在三项能力上,50%的学生在一项能力上,27%的学生在另外两项能力上都显示了“重大的进步”(至少在八周内取得了一年的进展)。(10)
  世界上有大量其他杰出的“补习”方法,在那些最出色的中间,我们发现:

芬兰的成功吸引了美国和世界各地的考察团蜂拥而至,发现了一系列芬兰另类独特的教学制度。比如:

多曼—帕尔默—哈蒂列模式

芬兰的孩子7岁以前在日托或家里学习,7岁才开始正式上学,
为OECD国家中入学年龄最大;

  格伦·多曼、莱尔·帕尔默、杰罗姆·哈蒂更和索菲·哈蒂更的身体训练课程在世界的许多地区被有效地使用。在蒙大拿州的蒙台梭利国际发展中心,让年龄较大的学龄前儿童每天进行包括滚圆木、鳄鱼爬、快速旋转和在木杠上摆动的规定练习。哈蒂更夫妇的跳豆课程让18个月的孩子在音乐伴奏下,做一系列的动作,包括翻滚、平衡练习和平拉木杠悬体摇晃。
  对三岁以前的儿童,哈蒂更夫妇建议使用大量的游戏、舞蹈和音乐。三岁以后,比较具有结构性的课程就可以开始了。(11)
  在日本的Shidchida,现在有上百个中心,供家长和孩子一起做促进智力、体力发展的活动。

在十几岁之前,家庭作业和考试在孩子几乎没有。在受教育的前6年,没有人会对孩子做任何衡量和评估。孩子们只有在16岁时,有一次强制性标准测试。

球/树枝/鸟方法(Theball/stick/birdmethod)

没有快慢班,所有的孩子,不论聪明与否,都在一起上课。在芬兰,“好学生”和“差生”的差距世界最小。

  美国马里兰州罗斯伍德医院心理中心的雷尼·富勒博士(Re-neeFuller)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她治疗了26名由于智力低下而被送进医院的病人——年龄在11至48岁之间,智商在28至72之间。
  富勒教他们阅读,这使得他们的学习能力和自尊心得到了很大提高。“他们不仅学习阅读而且理解复杂的故事,”她说,“他们还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情绪和行为上的变化。”(12)通过学习阅读,他们学会了思考。当他们学会了思考时,他们的行为和外表都改变了。
  富勒提供给他们一个工具去掌握阅读诀窍。“球/树枝/鸟”方法。“球”表示字母所带有的圆圈形状:“树枝”表示字母中那直线的一笔;“鸟”表示字母的“翅膀”,就像一个“r”)。
  她示范她的学生们看字母表的所有字母是怎样由这三种简单、具体的形式构成的。使用这种诀窍和情节发展很快的的故事,即使是最迟钝的学生也能很快地学习和成长。

30%的孩子在他们开始学习的头9年里受到老师和学校额外的教学帮助。并且一个老师会一直跟随一个班级,这样,老师就有几年的时间来观察学生,从而做到因材施教。

在拼写方面迎头赶上

芬兰的小学生每天有75分钟课间休息,而美国平均只有27分钟。

  另一些孩子在加强拼写能力方面使用以下三本优秀的书中的方法:查尔斯·克里普斯(CharlesCripps)和玛格丽特·L·彼得斯(MangaretL.Peters)的《抓住词》、贝夫·霍斯彼(BeveHomsby)和富罗拉·希尔(FrulaShear)的《从开始到结束》,还有罗莫达·彼绍普·斯巴汀(RomaldaBishopSpalding)的《从写到读》。
  《从开始到结束》提供了一种独一无二的好办法。这种办法把词语按语音和相似方式分组——形式认知对于提高拼写能力是特别重要的。
  《抓住词》找出了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英国小学课程中的核心词,告诉教师和家长们怎样用自然的、符合逻辑的和活泼的方式来介绍这些词。
  事实上,拼写是受语音与非语音两种教学法之间无谓之争影响最大的领域。显然,语音教学法可以帮助任何儿童学习词语和分辨由短元音音节组成的单词:get,set,bet;sit,hit,fit。简单的游戏和列在黑板上的表格可以帮助孩子们识别最常用的词和拼写模式,如以字母“E”结尾的词:fate,mate,plate以及light,might,sight;bright,ridge,sledge,dredge。
  但是按照他们的看法,麻烦的词往往不是那些简单的词,譬如session和faction;spatial和facial;congh,through和bough。还有其他许不规则的拼写情况。
  现在大部分好教师感到拼写最好是通过书写来教。正如克里普斯和彼得斯所说:“‘拼写’通过手指是最容易被记住的,正是移动的铅笔写字时的记忆有助于准确的拼写。”这是因为由小脑操纵的肌肉记忆是最有效的记忆形式之一。
  更确切地说,非语音拼写是一种视觉技巧而非听觉技巧。大部分儿童发现仅仅从口语练习来学习非语音的单词是很难的。所以,要鼓励他们通过看和感觉来学习单同,也要鼓励他们凭记忆写单词而不是单单重复它们。通过这样做,学生们唤醒了他们的视觉记忆和肌肉记忆的能力,而不是只按声音来拼写。
  克里普斯和彼得斯为学龄儿童学习新单词推荐了“看,遮盖,写和检查”技巧:让他们仔细地看一个新词,以使他们记住所看到的;然后你盖上那个词使他们看不到;叫他们凭记忆写那个词;然后你检查写的词。如果它没有被正确地拼写出来,不要改正它,再重复以上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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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在背上书写的方法来解决反向书写的问题

芬兰教育的最大原则是平等

  英国教育家彼得·杨(PeterYoung)和柯林·泰勒(ColinTyre)在他们的优秀著作《教你的孩子阅读》中,建议使用在背上书写的方法来帮助那些总是在辨别诸如b和d、p和q上有困难的学龄儿童。原则非常简单:在比孩子视线高的墙上贴一张大纸:让孩子面对这张纸,用你的食指在孩子的背上画字母b。在画的时候,反复这样说:B意味着buh;先是一块球拍,再是一只球。同时让他用一枝粗笔在纸上写所教的字母,并同时重复你说的话。一次只教一个字母。
  杨和泰勒说“在许多年里,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这种方法有过失败。”用手触摸蒙台梭利的字母模型也能帮助孩子区分“相似却相反”的字母。成套的塑料字母现在也可以买到。

芬兰教委会资深顾问Reijo Laukkanen
说:“芬兰是一个公平社会,而日本和韩国则是高度竞争的社会——如果你不能比邻居做得更好,父母会花钱让你上补习班。在芬兰,比你的邻居表现出色显得不是很重要,每个人都达到平均水平,当然这个平均水平相当高。”这一原则导致芬兰在教育方面取得出人意料的成功。从近年PISA科学素养方面的测试结果看,在最优组别,他们的学生50%得分高于平均水平;在最差组别,80%的芬兰学生得分高于OECD的平均分;MacIsaac说:“从整体上看,提高底线水平获得了深远的效果。”

新西兰的突破

另一个为人津津乐道的芬兰秘密武器是:师资力量的高水准

  其他一些全新的方法常常是《真正的学习》一章中所述方法的混合或发展。
  举例来说,新西兰的“迎头赶上”系列方案已经十分成功,致使成批的美国教师现在定期飞过太平洋,去看他们是如何工作的。现在,新西兰的教师们惊奇地发现许多美国初级学校仍然让孩子们在一天里跟着几个不同的教师,比如说跟着一个阅读教师和一个音乐教师。
  美国参观者对新西兰所谓的全语言教学留下了深刻印象,但那个词的限制性太强,“全生活”也许更合适。整个结构建立在以学生为中心的原则基础上。
  新西兰有一个“全民课程”,但这只是在广义上规定了教育宗旨和教学目标。
  从教育学院毕业,受过专门训练的教师一般都是富有主动性的。三年的教师培训课程的很大一部分,也是在实际的学校教学经历中完成的。
  甚至叫“全民课程”也可能是用词不当,它暗示了一种法国式的体系。在这个体系里,每个孩子每年都要学习老一套的知识。
  “新的全民课程没有告诉教师们如何管理他们的班级,”美国《教师杂志》的伊莉莎白·舒尔茨(ElizabethSchulz)在报道中写道,“但是它特别强调学校是为学生而开设的,学校应该提供学生们机会,使他们具备所需要的技能和理解力,以便能有效地、有创造力地参与社会。学校学习应该是相应的,班级里的辅助课程应该启发学生们把各门学科联系起来。而且,无论何时,只要可能,学生们应该被给予选择权,使他们对自己的教育负责。”(13)
  另外四个因素在这个国家的高度成功的“迎头赶上”计划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1.新西兰在教育由中央政府提供资金,资金被平均分配给学校的同时,还有一笔额外的钱提供给低收入地区的学校以及有特殊需要的少数民族地区的学校。
  2.教育部为初级学校提供资金,实施一个全球闻名的恢复阅读能力的课程。
  3.它的学习材料部门还向所有学校提供优秀的免费读物。这包括一项《初级学校数学》课程;一套吸引人的名叫《准备去读》的快速入门读物;还有一份定期的《学校杂志》,它包括各种最好的不同题材的为孩子们所写的作品。这些杂志已经出版了好几年。这些作品按年龄群以及学科被编成索引,成了学生们学习的最理想的资料。
  4.教师们被鼓励发挥他们自己的创造性。
  这些突破性的成果中有:

OECD的Schleicher说:“是教学的质量引导芬兰教育的成功。在美国,教育已经成为一种工业模式,教师只是一种用来传输预制品的工具。而在芬兰,教师本身就是标准。”

四分钟阅读课程

芬兰的学校系统100%公立,教师是从前10%的毕业生中选拔出来的,必须有硕士学位,学制是六年,政府会全资资助。教师和医生、律师享有相同的社会地位。2008年,芬兰老师的平均起薪为29000美元。然而,芬兰拥有15年教学经历的高中教师的薪水约为其它拥有大学学历的人的102%。

  像许多国家一样,新西兰有一大批以英语为第二语言的移民家庭。一点不奇怪,他们中的许多人五岁开始上学时却只具有三、四岁孩子的阅读能力。四分钟阅读课程每天只占去四分钟时间,但在学校和家庭间却建立了很有效的联系。
  整个体系非常简单和普通。当每个孩子入学时,教师测试他或她的理解水平。如果鲍比能认出他自己的名字和其他以“B”开头的词,却不能认出那些以“P”或“W”或“K”开首的词,教师就会制订出一个适用于他的每日词汇表——以那些字母开头。词汇表包括在他语言中最常用的300个词,以及孩子熟悉的其他字,如家庭成员和当地街道的名字。
  每天都有一份新的词汇表,用手写体写在卡片上。这张同汇表被带回家学习,学校里留着一份复印件。每天早晨,教师只需用四分钟为每个孩子检查课程,并给予鼓励。
  最佳的组成部分是家庭也参与了孩子的学习。“学区工作人员”把每个孩子的第一份词汇表送回家,向父母、祖父母或兄弟、姊妹解释鲍比需要学习的内容——每天仅仅用四分钟对他的学习是多么需要。如果父母不懂英语,那么可以找到一位住在附近的志愿者。
  现任国会会员、教育心理学家多娜·阿维特(DonnaAwatere),对发展这个方案的实施起了重要作用。她说家庭联系是真正解决问题的关键。“使用这种方法使我们的成果增加了一倍。”(14)另一个关键是来自于每天的成功所带来的“正面的鼓励”。尽管这个方案在十多年前开始对五岁的新学生实施,但是现在它已经成功地用于其他学校的、年龄更大的孩子。与每天晚上送新词汇表给父母的做法相似,有些学校甚至把“父母帮手”引入学校。比如说,在奥克兰的布鲁斯·麦克拉伦中级学校(Bruce
Mclaren Intermediate School),12对父母用部分时间为学校提供帮助。
  尽管高级阅读教师贝思·怀特海(BerthWhitehead)在应校长要求实施这个方案时,也有一点犹豫:“你能在四分钟里做什么?”但她还是试行了一下,“我原想马上证明它并不管用。但是当我开始的时候,孩子们在他们的阅读中进步非常快,他们绝对地令人惊奇。”(15)
  怀特海强调这个计划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不管孩子取得了什么进步,即使是非常小的,都要给予表扬和积极鼓励。”显然,这个计划对大一点的孩子们有稍许变化,但是四分钟阅读的基本理念保留了下来。
  用录音带辅助的阅读方案
  在新西兰的另一个地方,学校已经成功地把一项极为简单的日本电子新技术用于与新西兰《学校杂志》(16)图书馆的联结,以此在小学克服阅读困难方面取得巨大进步。
  这项新技术就是Sony随身听卡式录音机。在新西兰的弗莱克斯梅尔(Flaxmere)郊区,教育心理学家约翰·梅德卡夫(JohnMed-calf)已经把随身听用于解决主要的阅读问题。
  这种方法被称作录音带辅助的阅读方案。基本上,每个孩子都被鼓励阅读他自己选择的故事——由他的兴趣而定。当他读每本书的时候,无论在家里或学校里,他能通过一个随身听,从录音带里听到同一个故事。
  “读者选择他们真正想读的故事,”梅德卡夫说,“他们选择感兴趣的主题,而且只有在想读的时候才读。在他们真的试着读给别人听之前,他们想读多少次就读多少次。”(17)
  当学生感到有足够信心的时候,教师就检查他们的进步程度。“有些最好的结果是,”梅德卡夫说,“大约实施这个方案八个星期后,可以把阅读能力提高四至五年。”记录证明大致经过八至十星期的训练后,阅读能力可提高三年。(18)
  在新西兰,这个方案得到了分级的《学校杂志》材料的大力帮助,配有一份涵盖了各种内容、主题和年龄层次的定期的最新目录。学生们可以从学校已经整理好的音带故事中选择一种,或请教师或父母把他们特别感兴趣的故事或文章录在磁带上。
  相似的方案被用在美国的某个地方,结果同样激动人心。国家阅读方法协会会长玛丽娅·卡波(MarieCarbo)提到它时称之为“录音带上的书”方法。作为一名这一方法的积极支持者,她说它甚至适用于非常多动的孩子:当他一边听录音带,一边踩踏板的时候,同时阅读一本放在乐谱架上的书,而乐谱架固定在自行车上。如果这听起来太“离谱”,那么请听听两位曾经试过这种方法的男孩的回答:
  “当你在那个玩意儿上读书时,所有的字就跟着它出来了,我说的可是真话。”
  “当我骑上它,……当我开始读的时候,我的意思是,我不知道,它也许就像一个奇迹。我开始忍不住笑起来,因为我的阅读水平差不多比以前好了一倍。”(19)

国家的教学大纲只是一些宽泛的指导方针,训练有素的教师有很大的自由度来决定教什么和怎么教。老师一天只在教室里花4小时,同时每周要花2小时提高个人的职业水平。纽约州立大学一位物理教育专家Dan
MacIsaac,在芬兰考察了2个月,他说:“他们的老师在教授物理方面比我们准备得更好,芬兰人让他们自由发挥,而不是派只看门狗整天看着他们。而在美国,人们对待教师就跟对待必胜客的送餐员一样,只想着怎样才能更快地把比萨饼送出去。”

同伴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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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德卡夫也使用过由奥塔哥(Otego)大学的泰德·格莱恩(TedGlynn)早期开发的一项成功的、应用于阅读的同伴指导方案,他使用的是“暂停,启发,表扬”技巧。
  在这儿的初级学校里,一个学生只是在扮演另一个学生的小老师。大致上,小老师只是稍微高一点——这样,指导者和他的同伴都能得益。指导者绝不是班上阅读最好的学生——尽管到最后他可能会成为最好的。这是一种有效的一对一教学,而不占用一个成年教师的时间。每一个“指导者”都受到“暂停,启发,表扬”技巧的训练:用日常语言赞扬出色的表现(“好”或“好样的”);当阅读者可能遇到困难时,暂停十秒钟(这样指导者可以想对策帮助他);用暗示启发他。
  弗莱克斯梅尔初级学校的教师莱达·哥德文(RhondaGodwin)总结成果时说:“我们的指导者们在加入这个方案时,阅读能力比实际年龄低一年至一年半。当他们工作大约十星期后,阅读能力提高了两年。”(20)
  六个月后,指导者已经平均提高了四年——比较慢的学习者们只提高两年多。(21)

学生,可以自由地专注于自己的学习

“看,听”方法

芬兰的小学规模小、设备全,每个学校只有几百名学生,15~20人的典型小班,每班最多不会超过30人。学生7岁之前会在公立的、课程游戏化的学前班就读,之后进入小学,这一阶段,他们经常在班级中或校园里以学习小组的形式合作研究数学课题,或者去图书馆查找资料,每个学生按照自己的水平阅读相关图书。

  另一项新西兰的创新在对整个班级的阅读教学上取得了近乎戏剧性的进步,而且立竿见影。
  教师福贝思·罗宾逊(ForbesRobinson)多年来一直在证明这种方法的成效,而且已经在美国、英国和加拿大各地的实际应用中得到证明。他称之为“看,听”方法。罗宾逊是多曼(Deman)理论的热情支持者,这种理论认为,当孩子面对大字体文字时,他们能轻松地学习阅读。
  为了布置教室,罗宾逊建议使用早于电视的老式的幻灯机。“与架投影幻灯机不同,这种幻灯机不需要幻灯片。”(22)用它教阅读,你只需要选择一本合适的书,有吸引人的插图更好,把它插入幻灯机,打开电源,它就会反射那些书页,色彩鲜明,一次一页或两页,投在一块巨大的屏幕上:至少有8英尺见方。这种幻灯机还附带着一根“神奇的教鞭”——当字被投射到屏幕上时,教师就可以迅速移动它,找到所要的词并阅读它们。
  罗宾逊说,他发现对于那些把英语当作第二语言的人来说,这是一种理想的教学法——对于识字班也同样有效。它能被用于在混合水平的班级中学习的、以前在学业方面未能发挥潜力的学生——而不引起窘迫。
  这个系统还有附加的好处,它能被用于任何学科的教学。现在就举个例子,百科全书的彩页或图解能够被投映在那个巨大的屏幕上,以供讨论之用。无论如何,它需要一个全黑的房间,有些学校已经选择并保留一个房间作为专门的放映室。这样,不止一个班级能同时由一个教师上课,而其他教师就有时间备课或进行一对一的对等指导。在罗宾逊技术被调查的地方,结果非常好:
  在新西兰的普塔鲁鲁(Putaruru)中级学校,“看,听”方法被用于140名年龄为11、12和13岁的七、八年级学生。他们的“阅读年龄”低于实际年龄二至六年。140个人被分成大约30人一组,每周进行四次半小时的训练,共12周。七年级的63名学生在训练前后分别接受测试,他们中的40人在12个星期里取得了二至三年的进步,17个人取得了一至一年半的进步,还有5个人取得了半年的进步。由于这些结果如此引人注目,以至于学校也把这个方案推荐给了成年人。(23)
  在英国伊斯本的切姆斯福·豪尔学校的语言发展中心,同样的方法被用于教106名有严重阅读困难的孩子——年龄在4至14岁之间。在六个星期里,全部106名学生平均取得了八个月的进步。(24)
  在苏格兰的几所学校里,罗宾逊方法被用来帮助15名年龄在11至13岁之间,被诊断为智商极低的学生——在40到70之间。他们每天只用45至50分钟。仅仅在不到六星期的时间里,他们取得了十个月的进步。(25)
  加拿大多伦多的费尔本纪念初级学校(Fairbank Memorial Junior
Schoo1)是一所位于城市中部的多种族学校,在那里有很大比例的孩子把
  英语作为第二语言。他们每天学习两次,每次20分钟。仅仅十天以后,从二年级到六年级的学生取得了五个半月的水平上升到一年的初级学校进步。(26)
  多伦多的C.E.韦伯斯特公立初级学校(C.E.Webster Junior Public
Schoo1)校长D·B·鲁特莱(D.B.Routley)在看了他学校的结果后写道:“我在教育领域的24年中,从未见到过一种实际应用的教学方法能够像罗宾逊先生所设计的这样,对学生产生那么积极的影响。”(27)

在这里,你基本看不到全班式的集体统一教学,老师一般只指导那些需要更多帮助的学生,那些独立忙于自己课题的学生如果有问题,也可以随时向老师寻求帮助。他们鼓励学生从小就勇于创新、敢于冒险,并努力解决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他们还会配备特殊支持教师对需要帮助的学生给予额外的帮助。

新西兰的阅读康复方案

芬兰的教育环境相对平稳,学生可以专注于各自的功课。他们每天可以在学校领取一份免费热餐,医疗卫生则由芬兰全国卫生体系提供。学生只在十二年级时进行一次高中毕业考试,此外再无额外测试。所以对学生和老师来说,他们可以更加自由地专注于自己的工作和学习,而不必花费时间去准备考试。

  上面四种方案能够由普通班级的教师们使用,但最著名的新西兰“迎头赶上”方案是由受过特殊训练的教师们来实行的。它被称作“阅读康复”,最早由奥克兰大学的玛丽亚·克莱(MarieClay)教授提出,并在她的著作《综合性行为的模式,变得能读能写:内在控制的建立》以及这项方案的更简洁而核心的主题——《阅读困难的早期发现》。
  在新西兰,尽管开始上学的正式年龄是六岁,差不多每个孩子在五岁时就开始学习。六岁之前,许多有阅读困难的孩子被鉴别出来。他们加入阅读康复方案,每天由一位受过专门训练的阅读康复教师帮助半小时。从1984年起,阅读康复方案由政府提供基金。孩子们平均在16个星期内就能赶上。有97%的孩子在他们的学习过程中保持并增强了他们的阅读和写作能力。
  这个方案已经被澳大利亚和美国的一些州立教育系统以及英国的萨里地方教育当局接受。一份英国的有关新西兰体制的官方教育报告给予它高度评价——而且特别强调了两点:
  1.在新西兰教育体系中,读写能力被置于至关重要的地位。所以“一点也不奇怪,需要接受阅读康复的对象被鉴别出来,并且,一个帮助他们的方案被设计出来。”
  2.“非常明显,新西兰体系运行得非常好,足以鉴别下一批孩子,第三次浪潮的孩子——那一小部分看起来不能赶上大部分小学生的进步速度的孩子。对他们来说,这个方案提供了适当的办法。”(28)

老师通过自己制定的多种评判方法和作业测试对学生进行评估,且会在第一时间将学生的表现通过描述性材料而不是排名或其他数字型衡量标准的方式向家长进行反馈。学生每天的上课时间相对较短,每学年也同样如此。这种教学安排使老师有更多时间去设计课程并与其他学校的老师合作,以推动创新及问题的解决。

个人的关键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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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其他国家里,除了玛丽亚·克莱和前教育总监C·E·比贝(C.E.Beeby)博士,最有声望的新西兰教育改革家也许是西尔维亚·阿西顿—华纳0aa00010_387_*(SylviaAshton-Warner)。她最初是因为1963年的著作《教师》而获得国际性声誉的。这本书大部分根据她在新西兰农村小学的教学经历写成——那里主要是毛利人。她的支持者们会说它所提供的是解决“第三次浪潮”阅读问题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在50年代初期,新西兰学校采用的是《珍尼特和约翰》(JanetandJohn)读者丛书,美国的《爱丽斯和杰瑞》(AliceandJerry)丛书的英国改进版。但是甚至在那时,教师们就被鼓励在孩子们的生活基础上编写他们自己的课本。
  在听毛利孩子的谈话中,华纳“意识到有一些词——每一个孩子有不同的词——比其他词更有意义和更容易记忆。”当她让一个小孩子写“火车”时,他写的是“独木舟”。
  于是她开始听每一个孩子说话,选择那些关键词。“它们对他那么有意义,以至于当他只看到一次就能记住。”
  就像林莱·霍德(LynleyHood)在阿西顿一华纳的传记《西尔维亚》里写的那样:“她的学生们从他们的个人关键词汇中学习阅读。差不多每天,西尔维亚帮助每个孩子从在家庭或学校的经历中选择一个新的关键词来学习。她用很深的颜色笔把字写在一张厚卡片上并交给孩子。那些词汇卡片对孩子们来说变得像它们所代表的意象一样个人化和珍贵。原来费了几个月苦读新《珍尼特和约翰》丛书不得要领的孩子,只要看一眼‘死尸’、‘啤酒’、或‘躲藏’之类的词,于是,突然之间他们能阅读了。
  “那些包含有关键词的故事使用了丰富多彩的毛利英语。西尔维亚把它们照原样抄在大纸张上,并用大头针钉在四面的墙上:‘我看到蒙蒂叔在树后面撤尿,当我嘲笑他的时候,他暴跳如雷。’‘我爹把我妈的眼睛都打青了。’确切地说,这和教育部想象中的把孩子们的生活经验用在阅读教学上的方法并不完全一样,但它确实收到了效果。兴奋和轻松感创造了前所未有的阅读热情。”(29)
  她发现那些孩子对他们自己的故事比对她的故事更有兴趣。于是她帮助她的学生们写自己的故事。她给故事配上音乐。她自己还画了关于孩子们的梦想和经历的图画。她认为每个孩子都有很高的创造力,并且鼓励他们用粘土和颜料来创作。
  她把她的哲学总结在一句难忘的话里:让孩子心目中本上的形象得以发挥并用作学习的资料。
  有一些同样的技巧被费里希蒂·休斯(FelicityHughes)用在坦桑尼亚(30)教英语。加利福尼亚的赫伯特·科尔(HerbertKohl)也使用它教育有少数民族文化背景的青少年阅读,并且非常有效。

构成芬兰孩子良好童年的十大支柱

学校数学的启蒙教学

不难看出,美国等世界各地的考察团学习的焦点在于芬兰的学校教育制度,然而整个童年经验对学生成功的影响,却较少受到人们的关注。

  新西兰在初级数学教学上的革命性进展,可以与它在阅读康复方面的成功相媲美。
  学校数学启蒙方案包括非常引人入胜的谜语和游戏。
  在学校的头两年里,孩子们使用这些谜语、游戏和其他用手操作的工具,学习基础数学中的主要关系。
  美国作家舒尔茨概括她对这个方案的印象时说:
  “当我们进入教室的时候,只要瞥一眼那些六、七岁的孩子就可以知道学校数学启蒙方案正在充分、顺利地实施。四个学生正在一块木板上绕着木钉用橡皮泥做几何图形。坐在桌边的孩子们用卡片做的圆、方块和三角形画画。一个男孩在一份问卷的指导下在天平上秤家用器皿,比如说,一个软木塞是不是比一只回型针重。六个学生按高矮排成一队,回答教师的问题:谁是队伍中的第一个、第二个和第三个,谁站在他们当中。”(31)
  在许多方面,这些原则与那些蒙台梭利教师在幼儿园中使用的原则非常相似,而且他们也有相似的杰出的效果。

芬兰于韦斯屈莱大学心理学教授LEA
Pulkkinen教授通过多年的研究发现,事实上,芬兰的孩子在7岁上学前得到的早期教育对他们后来在学校教育中的成长与成功至关重要。尽管芬兰的教育制度在中国恐怕很难复制,然而芬兰的早期教育理念却能给父母们一些重要提示-关于如何在学前早期教育的宝贵人生阶段,为孩子的未来奠定真正有意义的基础。以下就是Pulkkinen教授总结出来的构成芬兰孩子良好童年的十大支柱。

电脑化的“迎头赶上”

第1个支柱:Safe ,生活与学习的安全和充分的营养保证

  另一些中级学校已经发现使用国际性的乐高技术方案能取得巨大成功。其他学校也正在使用一些出色的计算机数学程序。有一些最好的程序是由计算机课程公司率先设计的。这些程序建立在斯坦福大学多年研究的基础上,不仅有数学的,还包括范围很广的各门学科。
  奥克兰的莱缪拉小学(Remuera
School)是新西兰第一所与私人企业共同承担风险、介绍计算机化学习课程的学校。它的新的学习中心是与国际应用性学习学院合作建立的。这所大学曾在使用计算机向未能充分发挥潜力而致失业的高中退学学生教授数学和文学方面取得过巨大成功。
  莱缪拉学校中心,从10台计算机工作站开始,开设26门独立的课程。它不仅一直对它自己的学生开放,还为其他付费的幼儿园、小学和成年学生开设课程。

在芬兰,免费产妇保健机构的发展已经超过60年,各种孕期和分娩的社会保障措施使婴儿死亡率仅美国的三分之一。

SEED数学教学方案

有专门的儿童福利诊所,在这里有医生和护士为学龄前儿童和其家庭提供免费的服务,孩子们得到健康检查、预防接种、以及对健康问题的一般性建议。

  在美国,我们已知的最好的非电脑化的“迎头赶上”数学方案被称作SEED:为学习条件不利的人提供的特殊基础教育。(32)
  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宾州的费城以及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克兰市使用SEED方法的教师们正在教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十岁黑人儿童学习高级中学数学,这些儿童仅仅在几个月前还在数学方面低于正常水平两年。
  SEED教师通过自学使用苏格拉底问答法——所有的课程都以问题为基础,鼓励学生们用推理和逻辑解答这些问题。根据达拉斯SEED主任哈米德·埃博拉海米(HamidEbrahimi)所说,主要目的根本不是数学,而是“超越他们的想象力”。(33)

另外,芬兰还是世界上第一个提供免费校餐的国家。

注意力缺乏综合症的神话

第2个支柱:Family,稳固的家庭和一致的、慈爱的父母

  这不是一本有关医学问题的书,但是若不看一下这据称是一直困扰着美国学校的新病症,尤其是近年来,我们对种种补习项目的分析将会是不完整的。这种“病”被称作注意力缺乏综合症(At-tentionDeficitSyndrome以下简称A.D.S)——这种疾病被认为正在折磨着大约两百万美国儿童。
  A.D.S.被认为具有三个主要特性:活动过度(烦躁,过多的奔跑,在教室的座位上爬上爬下)、冲动(在班级里脱口说出答案,打断别人说话,排队等待时不耐烦)、漫不经心(健忘,丢三拉四,不守秩序,由于疏忽出差错)。
  近年来,遍及美国各地的精神病医生们给所谓的A.D.S.开了几百万份利他林,这种药原本被允许用来控制成人的轻度抑郁症和衰老。
  没有人会否认有许多孩子有规律地出现活动过度、冲动和漫不经心三种现象。
  但是,多年来一直研究各种不同的学习类型的托马斯·阿姆斯特朗博士明确地提出:“A.D.S.不存在。”本书作者同意他的观点。他在《A.D.S.儿童的神话》中写道:“这些孩子不是不正常。他们可能用另一种方式来思考、注意和行动。是普遍的社会和教育成见造就了这种不正常,不是孩子们。”
  他认为,帮助这些孩子的最佳办法不是强加给他们医学标签和药物疗程,而是“给他们提供各种充满关怀、刺激和鼓励的活动,那对所有孩子都是有利的。”“例如,一个孩子可能在集中注意力或行为上有困难,因为他的家庭陷入了一场危机,因为他的学习方式与学校的教育方式不一致,因为他对牛奶过敏,因为他的性格与他的父母合不来,或者,因为他的焦虑和优郁。”
  阿姆斯特朗博士的书指出了“50种不用药物、标签或压制的手段,来改善孩子的行为和注意时间的方法。那些方法涉及的方面有从饮食习惯到体能教育系列方案,从武术课程到轻音乐的使用,从把能量引向艺术创造到计算机训练。”
  一切切实可行、简明易懂的活动都被很好地推荐给所有父母和学校,它不仅是为了帮助那些没能充分发挥学习潜能的儿童在人生的早期阶段就能赶上,同时也帮助他们避免将来陷入退学的困境。

在芬兰,父亲的角色在过去的50年已经从根本上发生了改变。父亲曾经是有距离感的家庭权威。如今,男人们已经习惯积极地参与孩子的养育工作,与妈妈一起照顾孩子、教导孩子、参与家务劳动,等等。调查显示,一个家庭每周有多少次一起就餐,会显着影响到孩子的情商发展、词汇量发展和学习表现。

第3个支柱:Friendship,社交和友谊

芬兰人认为,3岁到4岁时,孩子们已经开始渴望脱离父母的影响,接触更大的社交领域,这个时候的成长将很大地获益于与同龄人之间的交流。所以父母需要帮助孩子拓展社交的机会,发展社交技能,学习建立自己的关系圈,并获得归属感。

第4个支柱:Play,创造力游戏和体育锻炼

孩子们通过玩来拓展自己对现实世界的认识,来发展与同龄人沟通的能力,来理解自己和他人,来滋养无穷无尽的想象力。在芬兰的早期教育中,创造力游戏和体育锻炼占据了孩子们大部分的时间。家长们的任务就是提供各种室内外的场所和玩具,供孩子尽情玩耍。

第5个支柱:Nature,洁净美好的自然环境

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大自然丰富的色彩、韵律、光与生命,能给予孩子对这个世界极致丰富的感受和知识,使孩子感受到对大自然的归属感。芬兰人一直秉承与自然界一体的传统生活方式,森林是芬兰最重要的自然资源,拥有许多国家森林公园,给孩子们提供了最天然的乐园。

第6个支柱:Expression,通过音乐、舞蹈、戏剧等艺术形式进行创作和表达

文化传承往往只理解为学术知识的传输,而其实艺术亦属于文化。Pulkkinen教授通过对芬兰7所学校进行3年的跟踪调研后发现,参加艺术俱乐部对培养孩子专注力、协同合作能力等方面帮助很大,对在学校乃至未来工作上的成功都有非常积极的影响。

第7个支柱:Full development,认知、身体、社会、情感、道德的全面发展

芬兰教育的核心目标不是追求更高的测试分数,而是让每个孩子成长为一个思维活跃、有创造力的人,支持和培养每个孩子的特长,给予孩子最大的机会来发挥他们独一无二的个体潜力。在芬兰学校,每个孩子都有权要求得到正常教学之外的个性化辅导,学校里不会有排名,老师也不允许给孩子打上“失败”的标签。重要的是因材施教,而不是标准化的教学和测试。

第8个支柱:Child-friendly Community,扶持和发展儿童公共资源

芬兰幼儿中心和学校都经过精心设计,以满足孩子们的学业、社交、情感和生理需要。很多国家,需要向芬兰学习如何将儿童教育连接到公共政策,以促进扶持和发展儿童公共资源。

第9个支柱:Independence,发展独立思考和决策能力

Pulkkinen教授研究发现,孩子的独立思考和决策能力的发展走向,在不同环境下会产生不同结果,以8岁时的性格特征为起点,会出现4种不同的发展路径,导致成年后的4种不同的状况。

路径1:如果在8岁时已经建立了具有建设性的、合理性的思考能力,孩子会倾向于很好的承担起学校的任务,并且在青春期和成年早期能有弹性地调整自己的状态。性格会比较乐观,善于对未来合理计划。这也是芬兰在早期教育中着重培养的方向。

路径2:8岁时如果为典型攻击性儿童,往往到了青春期就会出现各种问题,比如:安定不下来、喜欢在街头游逛、早发性吸烟、饮酒等。

路径3和路径4:都是从被动的起点出发- 焦虑儿童、乖顺儿童——
则会导致成年以后选择过度因循守旧和安于现状的生活方式,以至于对人生不敢去尽情追寻、总是有所保留。

高的自我控制,这是以孩子为中心的养育方法,父母对孩子的活动表现出持续的关心和信任,给孩子建议的同时也鼓励孩子表达意见。这鼓励了孩子发展独立思考能力和负责任的决策能力。

低的自我控制,这是源于以家长为中心的养育方式——是指父母在应对孩子时,在意自己的情绪胜过孩子的需要,用不太体谅和专制的方法进行处理。不仅会给孩子留下感情上的阴影,孩子的独立自主能力,决策能力和责任感,可能也无法充分发展。

第10个支柱:Community,孩子参与社区生活和公众意见

当谈到童年质量时,我们往往是从成人的“镜头”去看而不是倾听孩子们的声音,而其实孩子也可以提供社会发展至关重要的见解。

在芬兰,人们尊重孩子的意见和观点,并且鼓励孩子去思考社会现状以及表达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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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与芬兰教育设施对比

中国教育能得到哪些启示?

深入人心的教育共识。芬兰全社会对于教育有一个共识,即芬兰要为每一个孩子提供优质公平的教育,而教育的目的是促进每一个孩子全面、丰富、个性的发展。

芬兰与中国一样有着尊师重教的传统,但与我国地大物博不同的是,芬兰是一个领土较小,自然资源相对匮乏的社会。除了森林,芬兰几乎没有其他更为丰富的重要自然资源,所以芬兰要发展唯一能够依靠的就是人。换而言之,人,特别是人的创意,对于芬兰经济而言举足轻重。因此,只有实现人的内在价值,芬兰的经济、社会才有可能得到可持续的发展。

然而,人的内在价值必须通过良好的教育才能得以实现,人的潜力也才能挖掘,因此芬兰1966年就立法通过了九年制综合学校法案。该法案不仅改变了芬兰以往分轨的学制结构,更为重要是,它颠覆了传统教育理念,在全社会形成了一个新的教育共识,即无论家庭背景,无论智力水平,每一个孩子都能在同样的环境下接受教育。

高度协调的合作系统。芬兰教育是一个高度协调合作的系统。课内与课外协调、校内与校外协调、学校与家庭协调、教师与学生协调,这种协调合作关系将各方教育利益相关者扭成了一股力量,共同为促进孩子的发展而努力,并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教得少,学得多。芬兰教师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开发自己的课程,全面评估学生的成长。芬兰教师相信学习并不仅仅发生在教师的正式课堂中,孩子在课外,在与同伴交往的过程中,甚至可以学到更多。因此,芬兰的小学生一般只上半天课,下午半天参加课外活动或各种学习或娱乐俱乐部。

据调查,大约2/3的10至14岁学生至少参加了一个青年运动协会。此外,芬兰学生家庭作业的压力并不大。芬兰大部分中小学生都能在校内完成作业,回家的家庭作业一般不超过半小时。即便是高中生也很少参加课外补习。芬兰教育者认为,重复的、智力上没有挑战的作业并不能带来学业上的进步。

第二,考试少,成绩好。芬兰学生从小到大只有一次最重要的标准化考试,那就是大学入学考试。即便如此,大学入学考试的成绩也并不占100%的比重。对于学生的评价,芬兰还采用以下3类方式:课堂评估;学期结束时的综合评估;每3至4年举行的全国阅读、数学和科学评估,但并非所有的学生都参加,仅抽取其中10%的样本参与全国评估。

事实上,芬兰人并不反对考试。他们只是认为,这种高利益关系的考试只会逼迫教师和学生将教学的重心放在“应试”上,而不是“教”与“学”本身。

能吸引最优秀的人当老师。芬兰社会能够吸引全国最优秀的人才从事教育,特别是当小学老师,而且申请教育专业的几乎都是大学入学考试前20%的学生。是什么吸引这些优秀的人才来从事教育行业呢?

拥有高度的职业幸福感。芬兰教师的薪水并不算高,一个有15年工作经历的初中老师年收入大约在41000美金左右。但芬兰教师有高度的幸福感,因为他们受到社会的信任和尊重,有高度的专业自主权。事实上,选择教师职业的人,内心深处都有某种道德使命的驱使,他们希望通过教育帮助人们,促进社会发展。

不热爱教育不可能成为教师。芬兰在选拔教师时非常重视申请人对教师专业的认识,不热爱教育是不可能成为教师的。教师在芬兰是一个要求很高,而且有高度竞争力的行业。2011年赫尔辛基大学小学教育专业共有2400人申请入学,但仅录取120人。特别考察其选择教育专业的动机。

让教师都成为研究型教师。芬兰在教师培养的过程中非常注重研究素养,让每一位教师都成为研究型教师。芬兰教师通常需要拥有硕士以上的学位,他们不仅要掌握教育科学知识和教育研究技能,还要在日常工作中熟练运用这些知识和技能,并不断积极地探索教育教学方法。芬兰教师教育强烈的研究型色彩还提升了芬兰教师的专业地位,进而能吸引更多更优秀的年轻人从教。

制度后勤保障到位。学生从小到大只需参加一次大学入学考试,因此教师可以集中精力开发课程和研究教学。此外,芬兰教师薪水的涨幅远远高于其他国家,且涨幅与教龄和教学水平挂钩。通常来说,芬兰教师从入职到15年教龄,薪水涨幅约为1/3,中小学教师最多能涨58%,高中教师最多能涨77%。相比之下,美国的涨幅仅在21%到26%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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